“糖果加鞭子”的核心内容是使各社会集团均有得有失，尽管得失明显地不平衡，但其最大的特点是不在社会上留下那种“一无所有”的集团，因而，对稳定经济发展的上标而言，这种模式是有其成功之处的。

　　日本的现代化则是在民族面临生存危机的形势下开始的，它的经验对第三世界国家来说更富于启示性。日本社会的改革领导力量脱胎于旧统治阶级中的一个明智的、受到西方影响的主张改革的社会集团，其成员主要来源于下级武士，他们认训到工业化不仅是立国之本，也是巩固自己权力的坚实基础。

　　１８６８年，倒幕运动成功，新成立的明治政府立即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这就是著名的明治维新。明治维新主要是民族危机激化的产物而不是国内阶级斗争激化的产物，因而它的基本出发点是号召全民上下一心，协力实现现代化的目标。１８６９年３月，明治政府颁布的五条誓文形象地表明了这种精神：“（１）广兴会议，（２）上下一心，盛行经论，（３）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人心不倦，（４））破旧有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５）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

　　为减少变革时期的冲突，新政权尽量把原有的特权阶级纳入新体系中。新政府在废除纯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改革了封建等级制度，原有的大名、公卿（后改称华族）、武士等丧失了俸禄，政府则以公债作了补偿。１８７３年后，领受公债者曾达３１．３万，发放的公债达１７，５７５亿多日元。这就使原有的特权阶级能够用公债购买土地或投资于工商业，成为新的农业或工业资本家。这种大规模的赎买政策，减缓了社会结构变动中的利益冲突，比较顺利地使封建剥削者逐步转化为资本剥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