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句法僵硬、累赘，修辞过重、做作，是那个年代的通病，在当代人看来朱自清的文章中到处是“别扭”的句子，如“弯弯的杨柳的稀疏的倩影”（《荷塘月色》）；“于是桨声汩--汩，我们开始领略那晃荡着蔷薇色的历史的秦淮河的滋味了。”（《浆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他爱唱沙软而重的眠歌的乳母”（《〈忆〉拔》）等等，象这样的句子，非常繁琐、困人，所以当代文人都尽力避免这种句法。对此许多学者、文学家都有过评价，如台湾大学的余光中说“一连串三四个形容词，漫无秩序地堆在一个名词上面，句法僵硬，节奏刻板，是早期新文学造句的一大毛病。福罗贝尔所云‘形容词乃名同之死敌’，值得一切作家玩味。除了三五位真有自觉的高手之外，绝大部分的作家都不免这种缺陷。朱自清也欠缺这种自觉。”，叶圣陶在《朱佩弦先生》中也说“他早期的散文如《匆匆》《荷塘月色》《浆声灯影里的秦淮河》，都有点做作，太过于注重修辞，见得不怎么自然。”

　　大部分都有“我”的形象，而这个“我”基本上可以说就是朱自清自己，那么“我”是怎样一个形象呢？我们不妨先以《关于“月夜蝉声”》来分析。这篇文章的大盖内容是这样：陈少白先生给朱自清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蝉在夜晚不叫，《荷塘月色》中的蝉声有误。为此，朱自清请教了昆虫学家刘崇乐先生，刘先生找到了记载夜晚蝉叫的文字。可朱自清给陈先生回信却说自己记错了，蝉在夜晚不叫，自己请教的昆虫学家也说蝉在夜晚不叫，《荷塘月色》那一晚，自己没听到蝉叫，并许诺以后再版时，要删掉月夜蝉声的句子。

　　几年后，陈先生发表了一篇文章，讨论月夜蝉声的问题，并引用了朱自清的回信。这期间，朱自清又有了两次听到月夜蝉声的经历。又过了些年，朱自清写了该文，推翻自己前几年的那封信，说蝉在夜晚叫，《荷塘月色》那晚听到了蝉声。朱自清在文章中表现的如此反复，如此不坚持真理。如果朱自清那晚听到了蝉声，就不该有那样的信，如果没听到，就不该有该文。从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知道，朱自清那晚确实听到了蝉声，而且事后还写了文章，但朱自清为什么要违背自己亲耳听到的事实，违背昆虫学家的原意而写那样的信呢？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不惜用谎言去搪塞、敷衍陈少白先生，省得陈先生再没完没了的多事。可陈少白先生还真多事，偏偏引用自己的信去讨论问题，朱自清不得已才写《关于“月夜蝉声”》为自己辩解。另外这篇文章中还有两个不能证实的疑点：一是朱自清说问了好几个人，都说没听到，朱自清都有三次听到的经验，按概率这“好几个人”怎么也应有一两个人，听到一两次吧。二是说“好容易找到这一段儿”。中国古代有很多关于半夜蝉鸣的记载，如辛弃疾的“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唐代李洞 “梦入连涛郡，书来积雪营。泪随边雁堕，魂逐夜蝉惊。”等等，朱自清是清华大学的中文系教授，应该知道的更多吧。当然，也许是朱自清没问对人和学业不扎实。但《关于“月夜蝉声”》中却无一字就那封信的错误而自我批评，只在第四段为晚写了几年该文而说了一句“一懒就懒了这些年，真是对不住陈先生和一些读者。”，然后就开始教育公众如何观察之难，如何不能以经验推论一些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