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前述对“属于自己的，自由的世界”的向往本身，即已说明了他在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与历史位置。而像他这样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1927年国共分裂后两大政治力量尖锐对立的形势下，就不能不陷于进退失据的困境之中--《一封信》与《那里走》所表露的正是这选择的困惑。正像教材“预习提示”里所引述的，他“心里是一团乱麻，也可说是一团火。似乎在挣扎着，要明白些什么，但似乎什么也没有明白”，他被“南方这一年的变动”，即国、共分裂，蒋司令对共产党人与革命青年的血腥屠杀弄得目瞪口呆，觉得所发生的这一切是“人的意想所赶不上的”(以上引文均引自《一封信》)。但朱自清(以及与他同类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没有如另外一些激进知识分子那样，因此而走向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以“以暴易暴”的武装斗争为中心的“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的道路。--面对这样一条道路，他陷入极大的困惑之中。正像他在《那里走》里所说、他和他的朋友明确地意识到，发现与重视“个人价值”的时代已经结束，在社会政治革命中，“一切的价值都归于实际的行动”与“理智的权威”，而“党便是这种理智的权威之具体化。党所要求于个人的是牺牲，是无条件的牺牲，一个人得按照党的方式而生活，想出自心裁，是不行的”。由此而产生了朱自清所说的“性格与时代的矛盾”：一方面，他看到这是一种时代的、历史发展趋向，“是创造一个新世界的必要的历程”，不仅势所必至，而且势不可挡;另一方面，他却要固守知识分子的“自我”追求(即本文所说做想做的事、说想说的话，不做不想做的事，不说不想说的话的“自由”)，不愿“革自己的命”，即改变(改造)自己，因而产生了被毁灭的恐惧：“那些人都是暴徒，他们毁掉了我们最好的东西--文化。”这样，朱自清这类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既反感于国民政府的“反革命”，又对共产党的“革命”心怀疑惧，就不能不陷入不知“那里走”的“惶惶然”中--朱自清的“不平静”实源于此。作为无可选择中的选择，朱自清们“只有暂时逃避的一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