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是高度个人化的劳动创作，作家在创作中充分地自由确立自己的表现对象，甚至可以自说自话，旁若无人。然而，既然置身于现实社会之中，社会也会对作家发出自己的呼吁和要求。换句话说，社会也会要求作家履行自己作为一个社会的人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作家如果无视、漠视这种社会责任，就会受到当时社会的冷遇甚至遗弃。可以说，这也是一种双向选择。

　　文学是人学，致力于对人性的形象化描绘与表现，致力于对人性的深人挖掘。人性有两个层面，即人的自然属性与人的社会属性。当然，在作家的笔下，二者可以是合而为一，也可以是有所侧重。在张爱玲的创作中显然更侧重于对人性的自然属性的表现，即对“食色”的表现。放在当时的历史天空下，张爱玲所营造的艺术世界在现实的映衬下，显得那么卑微、渺小、无力，就如范柳原、白流苏置身香港战事时的表现一样，在那样一种无助、无奈的情形下，人所能持有的只是生存的本能。这样的表现有其历史的真实的一面，毕竟有不少人就是那么卑微地活过来的，可这样的表现，总觉得缺点什么，缺什么呢?就是人面对外界现实的一种抗争，而不只是屈从。

　　抗战爆发之时，“末代诗人”陈三立以自己的老朽衰弱之躯却做出了令世人敬重的豪杰之举，即用绝食自杀来表达自己对日寇入侵的抗争与愤慨。他没有为文坛留下《给战斗者》似的战斗篇章，但他的行为本身就是一首诗，一首壮丽的诗篇。这是另一种意义的“身体写作”。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张爱玲的时候，她又是如何来参与历史的创造的呢?她所做的，是出入于大汉奸周佛海的公馆，且与汪伪政权中的红人胡兰成打得火热。我们不禁要问，张爱玲对胡兰成做汉奸(汪伪宣传部政务次长)是怎么看的?对这个汪精卫汉奸卖国组织是怎么看的?但不知张爱玲的耳中，是否听到过侵略者杀人的枪声，眼中是否看到过侵略者奸淫烧杀的暴行，难道在侵略者的“封锁”状态下，她只看到的是孤男寡女在电车上跃动的情欲?张爱玲似乎也太超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