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大都市里的小市民不知如何总是委屈的，他们的小奸小坏，小小的得意，何时都会遇着大的悲惨决裂。现代的东西何时都会使人忽然觉得它不对，不对到可怕的程度，连眼前那样分明的一切，都成了不可干涉。爱玲与我说：“西洋人有一种阻隔，象月光下一只蝴蝶停在带有白手套的手背上，真是隔得叫人难受。”又一次她告诉我：“午后公寓里有两个外国男孩搭电梯，到得那一层楼上，楼上惟见太阳荒荒，只听得一个说再会。真是可怕!”

　　扫帚星的尾巴有毒，扫着地球，地球上就要动刀兵或是发生大瘟疫，但不致因此毁灭，如今民国世界便象这样，亦不过是被西洋的尾巴扫着罢了，所以爱玲还是从赫克斯莱的影响走了出来。

　　中国文明就是能直见性命，所以无隔。我与爱玲两人并坐着看诗经，这里也是“既见君子”，那里也是“邂逅相见”，她很高兴，说：“怎么这样容易就见着了!”而虞信的赋里更有：树里闻歌，枝中见舞，恰对妆台，诸窗并开，遥看已识，试唤便来。

　　爱玲与阳台外的全上海即是这样的相望相识，叫一声都会来到房里似的。西洋人与现世无缘，他们的最高境界倒是见着了神，而中国人则“见神如鬼”是句不好听的话。

　　中国人说天意，说天机，故又爱玲在人世是诸天游戏，正经亦是她，调皮亦是她。我是从爱玲才晓得了中国人有远比西洋人的幽默更好的滑稽。汉乐府有个流荡在他县的人，逆旅主妇给他洗补衣裳，“夫婿从门来，斜倚西北眄”，我与爱玲念到这里，她就笑起来道：“是上海话眼睛描发描发。”再看底下时却是：“语卿且勿眄”，她诧异道：“啊!这样困苦还能滑稽，怎么能够!”两人把它来读完：“语卿且勿眄，水落石头见，石见何磊磊，远行不如归。”这么一句竟是对困苦亦能生气撒娇。这种滑稽是非常阳气的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