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谈余先生所谓的“火焦气”。

　　说到火焦气，笔者首先想到的是抗战文艺。自古以来，中国绝大多数的文人们是富于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的。诗圣杜甫身经安史之乱，饱尝战争之苦，一生诅咒战争，渴盼和平。然而，即使这样一位“非战”诗人，对于异族的侵略也是抱着同仇敌忾之志，在民族气节上毫不含糊。且看他的诗句：“男儿生世间，及北当封侯，战伐有功业，焉能守旧丘?”“拔剑击大荒，日收胡马群，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可见，杜甫的诗作充满了“火焦气”，这种火焦气所洋溢的不是逞强好战的匹夫之勇，而是慷慨激昂的豪壮人格、气冲霄汉的爱国情怀。抗战期间的情形也大抵如此。面对凶恶残暴的侵略者，老舍、田汉、冼星海、吴组缃、郭沫若、郁达(http://www.010zaixian.com/wenxue/)夫等一大批有肝胆有血性、不愿做亡国奴的文人们，以笔为枪，为抗战奔走呐喊，造就了声势激越、熠熠生辉的抗战文艺。抗战文艺的本质决定了它必然带着浓烈的“火焦气”，简直是火光冲天，豪情万丈。这种浓烈的火焦气使得抗战文艺既不细腻，也不优雅，更不适合某些文人雅士的口味和情调，但祖国需要它，人民喜爱它，时代呼唤它。《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松花江上》、《八百壮士》、《塞上风云》、《屈原》、《放下你的鞭子》、《四世同堂》等等，这些闪烁着民族精神的鸿朗雄昂的伟大作品，激励着中华儿女为保卫母亲而同侵略者展开殊死战斗，为打败日本军国主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并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不朽的财富。比起那种无病呻吟、不知廉耻的“顺民文学”来，带着“火焦气”的抗战文学不知要高出多少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