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解释和划分，乍一听，理由比较充分，具有文化含量，又有现实证据，因此一发表便轰传各国，万人瞩目。

　　有人说，亨廷顿先生的厉害，就是从政治划分回归到了文化划分，而文化确实比政治更稳固、更长久。这就无怪，“文明冲突论”成了二十世纪晚期最重要的人文理论。

　　但是，从一开始，就有学者指出了这种理论的弊端。

　　我作为一名东方学者，就于一九九九年两次明确地批评了亨廷顿先生的两大局限——

　　一是以西方立场来解析文明格局。带有冷战思维的明显印痕，只是以“文明”之名锁定了新的对手;

　　二是以冲突立场来解析文明格局。淡化了比冲突更普遍的文明交融和文明互置，实际效果令人担忧。

　　我不能说，从世纪之交开始激化的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的越来越严重的冲突，是由亨廷顿先生的“文明冲突论”引起的;但是，冲突的事实和冲突的理论之间，确实起了“互相印证”的作用。因此，从新世纪开始以来，如何面对这种理论，成了人类文化的一个大课题。

　　三

　　于是，二○○四年联合国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虽然不是专谈文化，却明确地对“文明冲突论”予以否定。

　　我本人有幸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之邀，参加了这个报告的研究和讨论。我和各国学者在研究和讨论中一致认为，“文明冲突论”的错误，在于把正常的文明差异，当作了世界冲突之源。因此，我们必须反过来，肯定差异、保护差异、欣赏差异，让差异成为世界美好之源。在这个意义上，“多样化”这个概念，就成了保护差异的理由和结果。

　　我记得，在讨论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两个英文词是difference(差异)和diversity(多样性)。两个D，后来又增加了一个D，那就是南非大主教图图那句话的第一个字母：“Delightinourdifferences”(为我们的差异而欢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