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多的是疑问。重重石碑发出了重重感叹、重重疑问，柳宗元不断地引发着后人苦苦思索：

　　文字由来重李唐，如何万里竞投荒?

　　池枯犹滴投荒泪，邈古难传去国神……

　　自昔才名天所扼，文章公独耀南荒……

　　旧泽尚能传柳郡，新亭谁为续柑香?

　　这些感叹和疑问，始终也没有一个澄明的归结。旧石碑模糊了，新石碑又续上去。最新的石碑树在衣冠墓前，郭沫若题，时间是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当时，柳宗元变成了“法家”，衣冠墓修得很漂亮。

　　倒是现任柳州市副市长的几句话使我听了眼睛一亮。他说：“这两年柳州的开放和起，还得感谢柳宗元和其他南下贬官。他们从根子上使柳州开通。”这位副市长年岁尚轻，大学毕业，也是个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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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排排石碑间踽踽独行。中国文人的命运，在这里裸裎。

　　但是，日近中天了，这里还是那样宁静。游人看是一个祠堂，不大愿意进来。几个少年抬起头看了一会石碑，他们读不懂那些碑文。石碑固执地怆然肃立，少年们放轻脚步，离它们而去。

　　静一点也好，从柳宗元开始，这里历来宁静。京都太嘈杂了，面壁十年的九州学子，都曾向往过这种嘈杂。结果，满腹经纶被车轮马蹄捣碎，脆亮的吆喝填满了疏朗的胸襟。唯有在这里，文采华章才从朝报奏摺中抽出，重新凝入心灵，并蔚成方圆。它们突然变得清醒，浑然构成张力，生气勃勃，与殿阙对峙，与史官争辩，为普天下皇土留下一脉异音。世代文人，由此而增添一成傲气，三分自信。华夏文明，才不至全然黯喑。朝廷万万未曾想到，正是发配南荒的御批，点化了民族的精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