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于散文传播学理

　　余秋雨要实现他的学术突围，也就是说要把科研成果从狭小的学者阅读圈，推向更广阔的大众阅读空间，他有意识用散文这个大众能接受文体传播他的学术理念，致使他的散文较其他散文更具学术色彩、学术品位。这种学术品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选题具有学术价值。古往今来，散文的写作往往是有感而发，率性而为，但余秋雨则把它作为一个研究课题来对待。所以他的散文篇什大都经过精心的策划和筛选，因为他拒绝无效或低效的文化传播。其散文选题的学术价值表现了历史和现实的传承和对接。在新时期社会大转行的过程中，他对现实的人格层次和人格结构很不满意，所以余秋雨走出书斋，背负着生命的困惑，跋涉于山水之间，通过对一个个古文化遗址的寻访和考察，来研究中国文化的人格基因，于是就诞生了《文化苦旅》。这部散文是他对如何健全当代中国群体人格所提交的一份思考、一份答卷。《山居笔记》篇篇都是一个宏大的历史课题，作者干脆用散文来探讨一个个复杂的文化学术话题，那么艰深的课题、那么庞大的篇幅、那么丰富的资料，都在贯穿着“中国文化与社会灾难”、“中国文化的精神归属”两大主题。《霜冷长河》直接切入现实人生，以友情、名誉、谣言、妒忌、善良、年龄、死亡等当代民众都深感困惑但又绕不开的难题为论题，一一加以论证剖析。

　　第二，立论新颖，论证严密。散文一贯注重主观感受的抒发，但余秋雨的散文篇篇迸发出理性的火花。他的许多散文开篇亮明观点，语出惊人，然后旁征博引，步步跟进，颇具学术魅力。比如《都江堰》开篇便立意不俗，卓然独立：“我认为，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工程不是长城，而是都江堰。”《三峡》的首段便开宗明义：中国最值得看的地方是三峡。在《一个王朝的背影》中，他肯定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康熙在政治上的强健，否定长城情结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民族正统论视异族掌权为逆端，但作者认为汉族也有大量的污浊、昏聩和丑恶，它的统治者常常把整个中国历史推向死角，在这种情况下，历史有可能做出超越汉族正统论的选择，而这种选择未必是倒退。他的散文立论的新颖，除了推陈出新外，许多具有填补空白的开拓意义：他借东北流放者来讨论中国文化的生存灾难;就渤海的兴亡来讨论社会灾难与群体生命的关系;借山西商人来讨论文化应该如何救助贫困的灾难;借海南岛来讨论广义的精神家园。

　　第三，颇具论文写作的文本模式。余秋雨散文主题的阐发避开了传统散文的托物言志、借景抒情的迂回表意方式，而是用议论的手法直抒胸臆。他善于用大段的议论阐发他的见解，尤其是《霜冷长河》的论说色彩更浓。所以余秋雨散文的语言长于议论，通篇洋溢着由理性支撑起的大气。另外，他的散文有时体现出源于学术思路的求证模式和论文式的序列分析结构。例如《抱愧山西》的文本结构：山西之富的史料证明――山西之富的历史原因及特征――山西商人衰败的原因。其中甚至直接用“其一”、“其二”、“其三”划出了层次，颇像一篇生动活泼的经济论文。在《借我一生》这本书中，余秋雨就“中华文明为何延续不断之因”这个论题提出了七个论点：通篇结构严谨，前后照应，俨然一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还有《十万进士》、《关于谣言》、《谈小人》等篇什都用类似的特征作了详细的论述。

　　学术元素的介入使余秋雨的散文显得很有底蕴，有一种由里向外透着的大气，这使他的散文拥有一般散文所不具备的学术品位和思想深度。同时也正是这种学术元素的介入使余秋雨的散文稍欠温馨、湿润，而且结构也趋向模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