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理性精神。

　　范仲淹的独立和牺牲决不是桀骜不驯的自我标榜和逞一时之快的匹夫之勇。他是按自己的信仰办事，是知识分子的那种理性的勇敢。在我写瞿秋白的《觅渡》一文中曾谈到这是一种像铁轨延伸一样地坚定。范仲淹是晏殊推荐入朝为官的。他一入朝就上奏章给朝廷提意见。这吓坏了推荐人晏殊，说，你刚入朝就这样轻狂，就不怕连累到我这个举荐人吗?范听后半晌没有反应过来，一会儿，难受地说：“我一入朝就总想着奉公直言，千万不敢辜负您的举荐，没想到尽忠尽职反而会得罪于您。”回到家他又给晏写了一封三千字的长信说：

　　“当公之知，惟惧忠不如金石之坚，直不如药石之良，才不为天下之奇，名不及泰山之高，未足副大贤人之清举。今乃一变为忧，能不自疑而惊呼!为公之悔，傥默默不辨，则恐搢绅先生诮公之失举也。”　晏殊是他的恩师，入朝的引路人。这件事充分体现了范爱吾师更爱真理。

　　他刚到西北前线时，朝野上下出于报仇心理和抗战激情，都高喊出兵。主帅命令出兵，皇上不断催问，左右不停地劝说。但他认为备战还不成熟，坚持不出兵。主帅说：“大凡用兵，先得置胜负于度外。”他说：“大军一动就是千万人的性命，怎敢置之度外?”结果，上面不听他的意见，1041年好水川一战，宋军损失6000人。此后宋军再不敢盲动，最终按范仲淹的策略取得了胜利。这种独立思考的理性精神到900多年后类似一例就是共产党的粟裕将军在淮海战役前中央三下其令要他帅师渡江，他三次斗胆向中央和毛主席上书，建议战场摆在江北，终于为毛泽东所接受，这一决策使得解放战争提前胜利三年。

　　纵观范仲淹一生为官，无论在朝、在野、打仗、理政，从不人云亦云，就是对上级，对皇帝，他也实事求是，敢于坚持。这里固然有负责精神，但不改信仰、按规律办事，却是他的为人标准。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人能超然物外，克服私心，就是一个大写的人，就是君子，不是小人。可惜，千年来人性虽已大有进步，社会仍然没有能摆脱这种公与私的羁绊。这个问题恐怕要到共产主义社会才能解决。你看我们的周围，有多少光明磊落，又有多少虚伪龌龊。凡成大事者，首先在人格上要能独立思考，理性处事，敢于牺牲。而那些人格上不独立的人，政治上必然得软骨病，一入官场，就阿谀奉承，明哲保身，甚而阳奉阴违，贪赃枉法，卖身投靠，紧要关头投敌叛变。我在官场几十年，目之所及，已数不清有多少的事例，让你落泪，又让你失望。有的官员，专研究上司所好，媚态献尽，唯命是从。上发一言，必弯腰尽十倍之诚，而不惜耗部下百倍之力，费公家千倍之财，以博领导一喜。某次我亲历一官员手捧笔记传达上司讲话，为核一字，揣其口吻，汗涔涔然，十多分钟。某次，上司看一展览，说好，可再办一个。他立即说，照办。下面反映说，这种事要提前申请场馆，下通知，各地要做预算，耗资大，有难度。他说，不管，你就给我办。这种对上为奴，对下为虎的劣根人格实在可悲。而我的一位领导，战争时期就当记者。一次我陪他到农村采访，他一进门就坐在老乡炕上问收入，掀开缸盖看米面，平时在北京，有人从外地来，他第一句话就问：“今年的收成怎么样”。工作中他常说，对上负责，先要对实际负责。这种实事求是，又甘为孺子牛的精神深深感染着我们这些后进。我每次读《岳阳楼记》就会立即联想到周围的现实。“不为物喜，不为己悲”，这种对独立、牺牲、理性的人格追求，仍然是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岳阳楼记》是一面镜子，能一照千年。这就是好文章的作用，是经典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