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作者的人格之美

　　人们都熟知范仲淹在《岳阳楼记》里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却常忽略了文中的另一句话：“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前者是讲政治，怎样为政、为官，后者是讲人格，怎样做人。前者是讲政治观，后者是讲人生观。正因为讲出了这两个社会、人生的最基本道理，这篇文章才达到了不朽。其实，一个政治家政治行为的背后都有人格精神在支撑，而且其人格的力量会更长久地作用于后人，存在于历史“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物，指外部世界，不为利动;己，指内心世界，不为私惑。就是说：有信仰，有目标，有精神追求，有道德操守。结合范仲淹的人生实践，可从三个方面来解读。

　　一是独立精神。

　　范仲淹于太宗端拱2年(989年)生于徐州，出生第二年父亲去世，29岁的母亲贫无所依，抱着襁褓中的他改嫁朱家，来到山东淄州(今山东邹平县附近)。他也改姓朱，名朱说。他少年时在附近的庙里借宿读书，每晚煮粥一小锅，次日用刀划为四块，早晚各取两块，拌一点咸菜为食。这就是成语“断齑划粥”的来历。这样苦读三年，直到附近的书已都被他搜读得再无可读。但他的两个异父兄长却不好好读书，花钱如水。一次他稍劝几句，对方反唇相讥：“连你花的钱都是我们朱家的，有什么资格说话?”这时他才知道自己的身世，心灵大受刺激。真是未出家门便感知世态之炎凉。他发誓期以十年，恢复范姓，自立门户。

　　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23岁的范仲淹开始外出游学，来到当时一所大书院应天书院(今河南商丘)，昼夜苦读。一次真宗皇帝巡幸这里，同学们都争先出去观瞻圣容，他却仍闭门读书，别人怪之，他说“日后再见，也不晚!”可知其志之大，其心之静。有富家子弟送他美食，他竟一口不吃，任其发霉。人家怪罪，他谢曰：“我已安于喝粥的清苦，一旦吃了美味怕日后再吃不得苦。”真是天降大任于斯人，自觉自愿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他在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中进士，在殿试时终于见到了真宗皇帝，并赴御宴。他不久调去安徽广德亳县做官，立即把母亲接来赡养，并正式恢复范姓。这时离他发愤复姓用了五年。

　　在人性中，独立和奴气，是基本的两大分野。从上面的事例中可以看出范仲淹卓然独立的精神。家虽不幸，决不会因寄人篱下而自矮三分，就是对皇帝也不搞盲目的个人崇拜，你过你的路，我读我的书，何必涎着脸去自我表现，这在封建社会是很难做到的。我们不要小看人格的独立，就整个社会来讲，这种道德的进步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奴隶制度造成人的奴性，封建制度下虽有“士可杀不可辱”的说法，但还是强调等级、服从。进入资产阶级民主社会，才响亮地提出平等、自由。人性的独立才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标准和道德意识。中国封建社会长，又没有经过彻底的资本主义民主革命，人格中的奴性残留就多，直到现在许多人也在变着法媚上。对照现实，我们更感到范仲淹在一千年前坚持的独立精神的可贵。正是这一点，促成了他在政治上能经得起风浪。做人就应该“宠而不惊，弃而不伤，丈夫立世，独对八荒”。鲁迅就曾痛斥中国人的奴性，一个人先得骨头硬，才能成事，如果他总是看别人的脸色，他除了当奴才还能干什么?

　　范仲淹自己有独立精神，他对历史上这一类的人也就格外敬仰。1034年，当范仲淹第二次被贬到桐庐任上时，他知道这里就是汉代高士严子陵隐居之地。严是汉帝刘秀未发迹时的好友，刘称帝，严坚决隐而不出。这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独立精神正是他所追求的。他便为严子陵修了一座祠堂，并亲写了一篇《记》文，文末歌曰：“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这四句话流传甚广，也成了他人格精神的写照。

　　1038年，范第三次被贬赴润州(今江苏镇江)任上时，途中经彭泽拜谒唐代名相狄仁杰的祠堂。狄刚正不阿，不畏武则天的权势被陷入狱，又贬为县令。范当即为其写一碑文，歌颂他：

　　“呜呼，武暴如火，李寒如灰，何心不随，何力可回!我公哀伤，拯天之亡：逆长风而孤骞，溯大川以独航。金可革，公不可革，孰为乎刚!地可动，公不可动，孰为乎方!”

　　文字掷地有声。而此时作者也正冒着朝中的“暴火寒灰”独行在被贬的路上，他以诗言志：“心焉介如石，可裂不可夺。”而他所描写的狄仁杰刚不可摧，方不可变也正是自己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