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悼文兼及评论了徐的诗文，虽然属于直觉印象式的描述，却也见仁见智，提出了一些颇具识力的见解。

　　陈梦家称赞徐诗柔丽清爽隽永灵奇，还有铿锵优美的声调，并且几部诗集在技巧上是越来越显示出进步的(注：陈梦家《纪念志摩》，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7月版。); 杨振声认为徐志摩给了诗一个新的体魄，以充分的西洋诗的熏陶来写新诗，并越来越注重了对诗的民族语言音节的追求。杨氏特别称道徐的散文，“至于他那‘跑野马’的散文，我老早就认为比他的诗还好。那用字，有多生动活泼!那颜色，真是‘浓得化不开’!那联想的富丽，那生趣的充溢!尤其是他那态度与口吻，够多轻清，多顽皮，多伶俐!而那气力也真足，文章里永远看不出懈怠，老那样像夏云的层涌、春泉的潺湲”(注：杨振声《与志摩最后的一别》，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7月版。); 周作人也特别欣赏徐的散文，认为“中国散文中现有几派，适之仲甫一派的文章清新明白，长于说理讲学，好像西瓜之有口皆甜，平伯废名一派涩如青果，志摩可以与冰心女士归在一派，仿佛是鸭儿梨的样子，流丽轻脆，在白话的基本上加入古文方言欧化种种成分，使引车卖浆之徒的话进而为一种富有表现力的文章，这就是单从文体变迁上讲也是很大的一个贡献了”(注：周作人《志摩纪念》，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7月版。)。

　　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注：引自《朱自清序跋书评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中，概括比较了徐志摩与闻一多诗作不同的风格特色。指出“他没有闻氏那样精密，但也没有他那样冷静。他是跳着溅着不舍昼夜的一道生命水。他尝试的体制最多，也译诗;最讲究用比喻——他让你觉着世上一切都是活泼的，鲜明”;林徽音的文章《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注：载1935年12月8 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56期。)则从徐志摩的诗歌观和诗艺特征入手，分析了其诗歌创作的动因和深层心理内涵，并从中国新诗的历史发展角度，充分肯定了徐诗对艺术技巧和形式的追求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她指出：对徐诗的公允评价，应该是一种立足于新诗历史发展“就艺术论艺术的和平判断”，新诗在草创时期过于无条件，无形制，以至宽泛到任意分行抒写，结果流入过分散文化、粗糙化的歧途。是志摩几人率先提倡好的新诗应该讲求美的艺术形式，对诗的音节韵脚章句意象组织等艺术技巧问题，进行了具体细致的讨论，并认真而努力地付诸于创作实践，收获了很大成绩，几部诗集可为明证。由此林氏认为：徐诗会长久地存在下去，永远活在新诗的历史发展长河中和广大读者心里。林徽音的这一看法，是最早从新诗史学的宏观视野上来为徐诗定位的，具有一定的历史深度。遗憾的是林文未及充分展开这一论述。这也是上述一批悼念带评论徐诗的文章的共同性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