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的杂文词论文

时间:2021-08-31

  以诗入杂文,或以杂文入诗,通常称为“杂文诗”,一般认为,“杂文诗”的代表作,是聂绀弩先生的“三草”(即“北荒草”、“赠答草”、“南山草”),不过,这种以近代诗体裁写的“杂文诗”,与带有讽刺意味的“梨花体”和“自由诗”很不相同。诗可以入杂文,词当然也可以入杂文,而以词的形式写杂文,或以杂文的韵味填词,至少在南宋就有先例。

辛弃疾的杂文词论文

  春节假期,翻阅《辛弃疾词》,其中有一首“千年调”引起我的注意。这首词一改这一体裁通常的抒情言志之功能,而写成了一篇抨击时弊、嘲讽丑恶的“杂文词”。词曰:

  卮酒向人时,和气先倾倒。最要然然可可,万事称好。滑稽坐上,更对鸱夷笑。寒与热,总随人,甘国老。

  少年使酒,出口人嫌拗。此个和合道理,近日方晓。学人言语,未会十分巧。看他们,得人怜,秦吉了。

  这首词有小序云:“蔗庵小阁名曰‘卮言’,作此词以嘲之。”“蔗庵”是稼轩先生的友人郑汝谐的宅第,其中坐落着一幢名曰“卮言”的小阁。这首“杂文词”既因“卮言阁”而发,就要对“卮言”作一解释。“卮言”出之《庄子·寓言》:“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庄子音义》称:“卮器满则倾,空则仰,随物而变,非执一守故者也。施之于言,而随人从变,己无常主者也。”可见,这种酒器也有前倨后恭的不良习气。

  词与杂文都属文学作品,自然离不开形象思维。稼轩先生在这首“杂文词”中通过“卮酒”、“滑稽”、“鸱夷”三种古代酒器和鹩哥(秦吉了)、甘草(甘国老)两种动植物,嘻笑怒骂,鞭辟入里。 “卮酒向人时,和气先倾倒”。辛弃疾将“卮酒”拟人化,指斥官场那些既无信仰又无能力,为了当官,只会俯仰随人,应声附和的丑陋角色,又以“最要然然可可,万事称好”两句,刻画了这种在权势者面前,笑容可掬、点头哈腰、“是是,对对,行行”、令人厌恶的行为和作派。常识告诉人们,“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滑稽坐上,更对鸱夷笑”,寥寥数语就揭示了此类人物聚在一起时,对权势者竞相巴结、争相献媚、抢着邀宠、比着拍马,而且欣然自得,了无愧色,既可恶又可怜的嘴脸。

  “寒与热,总随人,甘国老”。这类角色,像甘草一样,不论感冒伤风,什么病也掺合,什么病也治不了,如同餐盘里的鸡肋,厕所里的土坷,有它不多,无它不少。虽然如此,它在官场中却生活得挺滋润,挺舒适。“学人言语,未会十分巧。看他们,得人怜,秦吉了。”为了戴上更大的乌纱或保住既有的乌纱,这类人没有原则,没有主见,只会匍匐在上司脚下,先意承旨,鹦鹉学舌,无利不起早,有奶就是娘。而到事变之亟,往往会出卖旧主,另寻新爹,北宋灭亡时的张邦昌、刘豫就是这类角色。

  时值宋金对立之际,汴京陷落,靖康蒙耻,南宋小朝廷“直把杭州作汴州”,偏安东南,不思恢复。辛弃疾为挽救危局,收复失地,两次向朝廷上书,审时度势,力陈方略,他的《美芹十论》,展示了卓越的经国济世之才。然而,在偏安自保、谈战色变的氛围中,他的建议不可能为朝廷所重视。在此情况下,幼安先生不仅无法为恢复中原作出贡献,反因奸佞中伤两次被罢归田园,投闲置散。在带湖闲居之际,他深感才高遭忌,功高致危,同时为自己“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的境遇感到不平与叹息。正是在既为国家危亡而忧心,也为庸吏败政而愤懑的情况下,才会有这首借题发挥的“杂文词”。

  在词中,作者并非为批评而批评,为谴责而谴责,他将自己直接摆进去,与上述丑类作了直接对比。“少年使酒,出口人嫌拗。此个和合道理,近日方晓。”词人自责不会逢迎拍马,为人太过耿直,直到“近日”方才明白了为人要圆滑随和的道理。然而,正话反说更加体现了他对上述丑陋行为的厌恶与鄙视。辛弃疾深深感到,在官场与社会之上,正直与阿谀,真诚与虚伪,有为与无能的博弈中,往往是那些无德、无才,只知唯上命是从,唯上意是听之徒,反而会攫取一己之私、一己之利。而正直、真诚、有为之士,却往往因坚持理想、节操,而受到排挤和打击。

  透过辛弃疾这首“杂文词”,让我们看到了南宋官场庸俗污浊、委顿萎靡的丑恶风气。这种风气不仅构成了北宋沦落之因,而且在不久的后来结出了南宋败亡之果。前事不忘,宁不慎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