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所知道的逃难，而当然，还有多少更悲伤更痛苦的命运，相比之下，我们一家反倒是极为幸运的了。年轻的父母牵着老的，带着小的，跌跌撞撞地逃到香港，一家九口幸运地没有在战乱中离散。在这小岛上，我们没有什么朋友，只是一心一意地等待，等待着战争的结束，等待着重返家乡。

　　父亲找到一个刚盖好的公寓，门前的凤凰木刚栽下去不久，新铺的红缸砖地面还灰扑扑的，上面都是些细碎的沙石，母亲把它们慢慢地扫出去。父亲买了家具回来，是很多可以折叠的金属椅子，还有一个可以折叠的、同样质料的方桌子，父亲很得意地说：“将来回去的时候还可以带着走。”

　　全家人都接受了这种家具。尽管有时候吃着饭，会有一个人忽然间被椅子夹得动弹不得;晚上做功课的时候，桌子会忽然陷下去。有人乘势嘻嘻哈哈地躺到地上，制造一场混乱。不过，大家仍然心甘情愿地用这些奇妙的桌椅，因为将来可以带回去。

　　一直到有一天，木匠送来一套大而笨重的红木家具，可以折叠的桌椅都不见了。没有人敢问一句话，因为父亲经常紧锁眉头，而母亲也越来越容易动怒了。香港公寓的屋门都有一扇小小的铁窗，铁窗有一块活动的木板，我记得我家的是菱形的。窗户开得很高，所以，假如父母不在家而有人来敲门，我们就需要搬个椅子爬上去，把那块木板推开，看看来的客人是谁。我们的客人很少，但是常常有人来敲门。父母在家时，会不断地应门;而在他们有事要出去的时候，便会拿一些一毛或者五分的硬币放在桌上，嘱咐我们，有人来要钱时就拿给人家。

　　我们这些小孩从来都不会搞错，什么人是来拜访我们的，什么人是来要钱的。因为来要钱的人虽然长得都不一样，却都有着相同的表情，一种很严肃、很无奈的表情。他们虽然是在乞讨，却不像一个乞丐的样子。他们不哭、不笑、不出声，敲完了门以后，就安静地站在那里，等我们打开小窗，伸出一只小手，他们就会从我们手中接过那一毛钱或者是两个斗零(五分)，然后转身慢慢走下楼去，从不道一声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