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他们是我的远亲。

　　弟兄俩还很小时父母在同一年瘟疫病逝，哥俩投靠了镇上开油坊的姨父，过着半寄养半童工生活。这就是兄弟俩的童年。

　　1940年国民政府为保障云南、缅甸国际交通运输线，要修滇缅铁路。哥哥这时是一个编花布的小学徒，毅然放下织梭参加了出川劳工大军。那天，弟弟去送哥哥，弟弟知道哥哥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修铁路打小的日本。

　　我们不知道哥哥这批劳工是怎样到达滇缅边境的，但我们知道一定是历尽艰辛。作家艾芜当年只身从四川过云南到缅甸，我们从他《南行记》里能身临其境感受到沿途条件的恶劣。崎岖坎坷的山路、连绵的阴雨、肆虐的山风、可怕的瘴气、恐怖的山蚂蝗和死神般呼啸而来的山蚊子……这些对一个年仅16岁的大男孩肯定是惊心动魄。

　　哥哥就这样和一批川籍劳工徒步走到了滇缅边境，在荒蛮崇山中开始了修建抗战铁路的生活。

　　事实上，1940年到1942年正是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为切断中国西南国际交通运输线，日本鬼子的飞机惨绝人寰地对滇缅边境狂轰滥炸。1942年，滇缅铁路在鬼子大轰炸的狼烟中被迫停建，劳工们集体加入了国军。18岁的哥哥成了滇缅地区抗日战争中一名冲锋陷阵的战士。

　　此后，我们不知道哥哥的抗战军旅生涯。

　　他也许曾在炎热的原始丛林中的野人山同战友们高歌着“四方都是炮火，四方都是豺狼；宁愿死不退让，宁愿死不投降。”与茂林、山洪、饥饿、疾病、死亡交过手。

　　他也许在号称“东方直布罗陀”的松山，与配有一一五重炮群、高射机枪、坦克的一千多日军展开过血战。

　　他也许参加过入越受降，目睹了河内原法国总督府大礼堂举行的日军投降仪式。这天,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军低下了高傲的头……

　　1944年弟弟加入了国军，到的北方。他后来告诉孩子，他打的最吓人的一战在河南。那天，鬼子天上飞机轰炸一停，地面的鬼子就猛攻。他和一个山东人给机枪送子弹，机枪手是个老陕，眼打红了，机枪筒打红了，哑了，找不到水降温，老陕急得把枪一拉放在地上，边骂“日你达捏，哈怂！”边往枪管撒尿，还没完全冷下来，老陕又把机枪架起乱扫。弟弟说，他们三个屙尿都搞不赢，山东人就是在给机枪淋尿时被鬼子打死的。

　　哥哥1924年生，弟弟1926年生。哥哥1949年抛弃国军，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143团，投身于解放全中国的行列，同年12月在四川邛崃县剿匪战中壮烈牺牲。1953年哥哥的烈士证送到了弟弟手上。

　　弟弟抗战胜利后想回家，逃了两次，被抓回。1947年夏天再逃，在陕西隐姓埋名在黄土高坡中躲了18个月。没事了，弟弟走路回四川老家，在汉中遇见中国人民解放军一野正与胡宗南决战，那已经是1949年初的事。挖战壕的战士说：“老乡，部队在打仗，道路不通了，参加解放军干革命吧！”弟弟就加入了解放军，战火中参加共青团。1950年5月弟弟转业回到小镇，参加土改、清匪反霸。数月后，受区长指派亲手筹建油坊，并在那里工作到上世纪80年代中叶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