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很多小说的结构都是“二人转”模式

　　在上世纪80年代，除了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像略萨的《绿房子》也深受我们这一代文学青年的追捧。写长篇有一个好故事、有了很多好人物，但如果没有一个合适的恰当的结构，这也是不完整的。像《红高粱》，实际上是一种拼合式的结构、组合式的结构，它是无数的画面打碎然后穿插、拼凑在一起的。

　　《天堂蒜薹之歌》也是用了一种三重叙事的结构。第一重开篇的时候，有一个盲人所演唱的歌谣，盲人用他的歌谣把整个“蒜薹事件”从头到尾唱了一遍。小说主体部分就是作家对事件的、故事的讲述。到了小说的结尾，我把报纸上报道这一事件的长篇通讯，特约评论员文章、社论，作为最后一部分也附上了。这样，就把故事从三个不同的角度讲述了一遍。

　　很多小说的结构，现在我看都是二人转的模式。就是历史上的人物的对话、演员之间的对话、演员跟台下观众的对话。我们写小说的时候，也就是小说里的人物对话、作家和历史人物的对话、作家和读者的对话。这样一种结构，实际上对初学写作者很有用处，可以写得很随便、很自由。后来，写完了《天堂蒜薹之歌》，大概就到了1987年的年底了，那时候写得非常快，一个月基本就可以写一个长篇小说。本来，写完《红高粱家族》之后，我是有一个庞大的写作计划。想写一个长篇系列的家族小说。《红高粱家族》写的是“爷爷、奶奶”这一代，接下来就写“父亲、母亲”这一代，再接下来就写我们这一代。当时的创作提纲都写好了，但由于生活中不断发生的事件，挤进了我的写作里来，就把那个计划搁置了，到现在也没有完成。

　　上世纪80年代，就是这么一个探索的热潮。每个作家在写的时候，千方百计，不仅仅在写什么上要突破，更重要的还重视怎么写。包括马原他们，实际上在怎样写上进行了很多的实验。所以，我们的“先锋小说”，所探索的也不是写什么的问题(当然也有写什么的问题)，主要还是怎么写的问题。我记得史铁生讲了一个很有趣的比喻。他说“像马原他们写的小说，就像一个酒厂里生产的酒一样。很多现实主义作家酒瓶永远不变化，永远是那么一个瓶子，但不断地把各种各样的酒装到里面去。今天35度的、明天62度的，今天是清香型，明天可能是酱香型的。而先锋小说家呢，酒永远不变，永远都是一种酒，但是酒瓶子不断地变化。”所以我想，这就是写什么和怎么样写的问题。这是史铁生很形象的比喻。所以，当酒瓶子本身变得很有艺术价值的时候，先锋小说的内容变得并不特别重要，它的形式变得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