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非你能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的事情。”

　　“这恐怕有困难。驻守洛阳的除了我们神策军还有朔方军，他们不归我管。我们神策军鱼龙混杂，不怕你笑话，他们有时连我也不放在眼里。”

　　“那就对不起了。”

　　神策军将领见无法说服韦应物，只好把群情激奋的部下劝回去。这件事后来闹到对簿公堂，不过韦应物竟然站在被告席上，罪名是破坏军民团结。韦应物愤而辞职回到长安闲居。这件事消磨了韦应物的最后一点锐气。从此以后，他彻底成为一位循规蹈矩、得过且过的官吏。

　　大历九年，韦应物得到京兆尹黎干赏识，先后做过京兆府功曹、栎阳令，四十五岁的时候成为尚书比部员外郎，随后做了滁州刺史、江州刺史。在他做江州刺史三十年后，白居易来到江州做司马，诗兴大发写下著名长诗《琵琶行》。

　　韦应物在五十一岁时回京做了左司郎中，随即出为苏州刺史。这可不是贬官，苏州刺史是从三品，标志韦应物正式成为高干。

　　唐代诗歌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初唐诗人五言写得多，盛唐诗人七言写得好，李白和王昌龄都是七绝圣手，杜甫在夔州写的那些登峰造极的组诗也是七言律诗。到了中唐，韦应物、刘长卿人称或自称五言长城，而晚唐杜牧和李商隐写得最好的又是七言。

　　我们谈论韦应物的五言，肯定不能对《初发扬子寄元大校书》视而不见。

　　凄凄去亲爱，泛泛入烟雾。

　　归棹洛阳人，残钟广陵树。

　　今朝为此别，何处还相遇。

　　世事波上舟，沿洄安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