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武汉回到北京后，汪曾祺在北京文联任职，先在《北京文艺》后调《说说唱唱》、《民间文学》编辑部，施松卿则在1952年调到新华社从事英文编辑工作。50年代的最初几年，汪曾祺夫妻团聚在一起并有了安定稳固的收入，3个孩子也活泼可爱，一个温暖的小家过得充实而幸福。

　　很快，1957年开始的政治风暴使这个与世无争的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1958年，汪曾祺被送到张家口一个农科所果园去进行劳动改造。临走那天，施松卿仍在单位上班无法回家送他，汪曾祺一个人枯坐在家中良久，当意识到妻子真的无法前来送行时，他才无可奈何地起了身，出门前，他像想起了什么似的，匆匆拿起笔留下了一张字条。字条上只有简单的几个字------“松卿，等我4年!”再没有比这样的叮嘱更执著、更信赖的了，施松卿下班回来，站在空荡荡没有了汪曾祺的家里读着那张令她肝肠寸断的字条，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她在心里默默地说：“我等你，一定等你回来。”

　　从这之后一直到十年浩劫结束，不论在多么艰难困苦的环境下，不论面对多么大的政治压力，施松卿始终守着3个幼小的孩子坚决不离婚，为此她吃的苦经受的折磨都是不堪回首的。每谈及此，汪曾祺老人都特别激动，看得出，他从内心感激妻子在动乱年代给予的最真诚的信任和帮助，对妻子在那些年代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深感内疚，因此，他不只一次地对人说：“我这辈子----80年代起，他的创作又呈现鼎盛时期。《受戒》、《大淖记事》、《职业》等作品纷纷为文坛称道，同时，年届花甲的他又在散文、评论等领域笔耕不辍，奠定了他在当代文坛的地位。

　　施松卿退休后，虽忙于编译却大部分时间充当了汪曾祺创作上的助手和生活上的保姆，也正因为如此，汪曾祺才可能在生命的黄昏期再次爆发再次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