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　分论二 “汪味”小说语言的渊源

　　1、“废名风”

　　废名，原名冯文炳，曾为语丝社成员，师从周作人的风格，在文学史上被视为京派代表作家。1929年出版的《竹林的故事》是他的第一本小说集，属乡土文学。废名的代表作有长篇《桥》及《莫须有先生传》、《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等，后两部更在诗化的追求中透露出对现实荒诞的讽刺。废名的小说以“散文化”闻名，他将周作人的文艺观念引至小说领域加以实践，融西方现代小说技法和中国古典诗文笔调于一炉，文辞简约幽深，兼具平淡朴讷和生辣奇僻之美。这种独特的创作风格被誉为“废名风”，对其后的沈从文等京派作家产生了一定影响，在汪曾祺身上也可以找到他的影子。废名写的都是大部分人摸不着头脑的丈二散文，这又使一小部分人越发地想站到板凳上去摸它。废名承认他在写作表现手法上是“分明受了中国诗词的影响，写小说同唐人写绝句一样，不肯浪费语言。”

　　废名早年的小说，艺术上已显示出多暗示、重含蓄、好跳跃的特点(如《火神庙的和尚》)，但这种特点真正能很好发挥，运用自如，要到1927年前后。《桃园》正是最为圆熟的一篇。“王老大只有一个女孩儿，一十三岁，病了差不多半个月了。”开篇的文字，就简洁到了极点。作者用写诗的笔法写小说，提到桃花盛开季节西山的落日，提到照墙上画的天狗吞日图像，提到阿毛为“我们桃园两个日头”欢呼，正是为了点出明媚春光下女儿心中充溢着的美好感情，以及女儿病后父亲忧急如焚的心情。全篇着力表现的，乃是王老大和阿毛问的父女挚爱。阿毛病人但她还是关爱着父亲，看到爱酒的父亲酒瓶己空，便竭力劝父亲去买酒。王老大却一心惦念病中的阿毛。只因女儿说了一句“桃子好吃”，即使产桃季节早已过去，做父亲的竟用空酒瓶再贴些零钱，换回来一个玻璃桃子，想让女儿“看一看”也是好的。小说结尾是：玻璃桃子被街头嫔戏的孩子撞碎了，王老大与顽皮的孩子“双眼对双眼”地于站着——碎的不仅是桃子，更是王老大一颗爱女之心。小说写出贫民父女间相濡以沫的爱，足可与朱自清散文《背影》相媲美。“王老大一门闩把月光都闩出去了。”这种跳脱的笔法与孤寂的场景，更衬托出父爱的伟大与深挚。对情趣的看重，也进而构成为一种艺术意境。

　　若论表达的含蓄委婉与灵动跳脱，同样作于1927年的《小五放牛》，也可算有代表性的一篇。富户霸占老实农民的妻子，这样的题材在一般作家笔下，都会写得剑拔夸张，愤慨之情溢于言表。但废名的处理颇为不同。作品通过放牛娃小五的特定视角来写，以孩子的天真眼光多少过滤了某些丑恶场景。叙事语言则显得曲折委婉，却又婉而多讽：“穿纺绸裤子”的阔屠户王胖子，长期“住在陈大爷家里，而毛妈妈决不是王胖子的娘子”。客观叙述之中，暗含对农民陈大爷的同情，全篇只有两千三百字，就写了各有性格的四个人物。文字简洁洗练，富有表现力，如形容毛妈妈之胖：“我想，她身上的肉再多一斤，她的脚就真载不住了。”有些转折属跳跃式，简直有点蒙太奇意味，如以放牛娃自述方式呈现的三行文字：

　　“打四两酒。”

　　王胖子这是吩咐他自己——但他光顾我小五了：

　　“小五，替我到店里去割半斤肉来，另外打四两酒。” 五四时期小说作家中，文字这么简省讲究的，鲁迅而外，恐怕只有废名了。 还应该说，废名小说具有的某种超前质素，对于后来的京派作家如沈从文、汪曾祺，废名作品具有引导意义。 汪曾祺在《万寿宫丁丁响》中写道：“冯思纯同志编出了他的父亲废名的小说选集，让我写一篇序，我同意了。我觉得这是义不容辞的事，因为我曾经很喜欢废名的小说，并且受过他的影响。他把晚唐诗的超越理性，直写感觉的象征手法移到小说里来了。他用写诗的办法写小说，他的小说实际上是诗。他的小说不注重写人物，也几乎没有故事。”这一些特点，都在汪曾祺的小说中得到体现。

　　2、“边城体”

　　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曾受业于沈从文，他在创作上很受沈从文的影响。

　　沈从文小说语言独特风貌在于格调古朴，句式简峭，主干凸出，少夸饰，不铺张，单纯而又厚实，朴讷却又传神，谓之为“边城体”。“边城体”少废名语言的高度概括性和句与句之间的跳跃性，却无废名的晦涩与朦胧;无废名之雅——一种文人语言的气度，却多生活实感，富泥土气息。究其根源，废名语言风格的形成更多地是来源于中国文学的修养，而沈从文则是以湘西地方话为母体，经过提炼与加工，予以书面化的结果。

　　沈从文具有苗族文化的背景，他不但生长在湘西苗族人最集中的区域，而且自身就有着四分之一的苗族血统。作家独特的民族文化气质对其小说创作的深刻影响，在沈从文的创作中再次得到证明。最触目的，自然是那些直接描述苗族生活的作品。无论是写于二十年代晚期的《阿丽丝中国游记》，还是三十年代末问世的散文集《湘西》，只要一谈到苗族的历史和风情，沈从文就立刻会改变那种惯常的含蓄态度，毫不掩饰地夸赞苗人如何纯朴，怎样善良，同时更愤慨地数落历朝历代的中原统治者如何对苗族人民肆行压榨，看那口气和姿态，简直像一个苗族的代言人。至于那些描绘苗族青年恋爱故事的小说，譬如《龙朱》、《媚金，豹子与那羊》和《神巫之爱》，就更是不遗余力，仿佛把世间一切美丽的形容词都堆到人物身头，他都还嫌不够。汪曾祺的小说通常采取的创作办法与之类似，即摹写苏北里下河地区的人情世态，生活习性，于风景描绘中选择一些看似平凡实则具有典型特征的事件和细节，用清淡朴素的文笔和倾注的深情，融和点染，展开一幅幅真切动人、令人神往、绵长悠远的劳动画卷。

　　沈从文的小说世界处处体现出苗族文化背景的影响，却主要不是天真的颂歌，这一点与汪曾祺小说所表现出的“美和善”有所不同。在漫长的民族发展过程中，苗族人民经受了多么残酷的压迫。明清以后，中央统治者的血腥屠戮更是接连不断。苗族人民是善良而热情的，但在这样长期的苦难折磨之下，他们也不免会形成一些特别的心理习惯。在沈从文那个时代，苗族人对现代意义上的政权，乃至由此产生的整个政治活动，都抱有一种固执的不信任情绪;他们虽是世居楚地，身体中奔涌着幻想的血液，但因为见多了流血成河的场面，也就不免会被逼出一种麻木和淡漠，仿佛已经不习惯于狂悲大恸;他们避居在穷山僻壤之间，托庇于大自然的保护，就在沉浸物我交融的恍惚状态的同时，那种理智的分析能力难免就显得薄弱多了;许多年来，他们一直被人称作是“蛮子”，也就渐渐习惯于自己化外之民的特殊身份。这固然在许多苗人心中植下了某种不自觉的忍让和自卑情感，但同时，也常常会从另一面激起倔强执拗的反抗之心……渗透于沈从文几乎全部创作的对于都市文明的反感情绪，总是将沉痛隐蔽起来，而以平静的语气出之的叙述态度，烘托诗意的神来之笔和冗长乏味的分析文字之间触目的不协调，还有那经常会溢露出来的不被人理解的孤独和傲气。沈从文的创作方式，直接影响到了汪曾祺今后的道路，两者在对待传统文化上有着异曲同工的承传。

　　短篇小说《受戒》 与沈从文的《边城》有点相似，都是有意识地表达一种生活态度与理想境界。《受戒》刚发表的时候，受到很多赞扬，也引起不小的争议，因为其写法确实与50-70年代人们所习惯的小说写法大相径庭。它不但没有集中的故事情节，其叙述也好象是在不受拘束地信马由缰。表现在小说文本中，就是叙述者的插入成分特别多，如果按照传统小说“情节”集中的原则，很可能会被认为是跑题。例如，小说的题目是《受戒》，但“受戒”的场面一直到小说即将结尾时才出现，而且是通过小英子的眼睛侧写的，作者并不将它当成情节的中心或者枢纽。小说一开始，就不断地出现插入成分，叙述当地“当和尚”的习俗、明海出家的小庵里的生活方式、英子一家及其生活、明海与英子一家的关系等等。不但如此，小说的插入成分中还不断地出现其它的插入成分，例如讲庵中和尚的生活方式的一段，连带插入叙述庵中几个和尚的特点，而在介绍三师傅的聪明时又连带讲到他“飞铙”的绝技、放焰口时出尽风头、当地和尚与妇女私奔的风俗、三师傅的山歌小调等等。虽然有这么多的枝节，小说的叙述却曲尽自然，仿佛水的流动，既是安安静静的，同时又是活泼的、流动的。汪曾祺自己也说：“《受戒》写水虽不多，但充满了水的感觉”，“水不但于不自觉中成了我的一些小说的背景，并且也影响了我的小说的风格。水有时是汹涌澎湃的，但我们那里的水平常总是柔软的，平和的，静静地流着。” 这种顺其自然的闲话文体表面上看来不象小说笔法，却尽到了小说叙事话语的功能。

　　3、“故乡情”

　　从1940年创作第一篇小说《灯下》算起，到1996年这近半个世纪时间内，汪曾祺共创作短篇小说100多篇。这些小说从题材上看，清楚地分为四个方面：以故乡高邮为背景，又主要是写高邮旧生活的小说;以抗战时期的大后方昆明为背景的小说;以塞外的农场果园为背景的小说;以及以北京世俗生活为背景的小说。在这四类作品中，最具有思想性和艺术价值，奠定了汪曾祺在当今文坛不可替代地位的是那组写高邮旧生活的小说。甚至可以说，没有这一组小说，就没有其他三类题材的小说，更没在当今中国文坛独树一帜的汪曾祺。汪曾祺自己也说：“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我是在水边长大的，耳目之所接，无非是水。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的作品的风格。”从八十年代《异秉》、《受戒》的发表开始，到1997年5月汪曾祺去世，在这十多年内，汪曾祺以故乡高邮旧生活为背景的小说总共60多篇。数量虽不多，但就是这60多篇作品，给人们打开了耳目一新的艺术天地。也因此，高邮为纪念他，在文游台兴建了汪曾祺文学馆。高邮人也自豪地说，“古有秦少游，今有汪曾祺”。

　　“汪味”小说语言世界里那股浓浓的故乡情，首先表现在汪曾祺总是以深深的敬意、挚诚的感情，把故乡那些名不经传的普通市民百姓作为作品中的主人公。在汪曾祺以故乡高邮旧生活为背景的小说中，没有权势显赫的达官贵人，没有叱咤风云的英雄豪杰，有的是些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他们中间有《岁寒三友》中做生意的王瘦吾、陶虎臣，有《三姊妹出嫁》中卖馄饨的秦老吉以及他的分别为皮匠、剃头的、卖糖的三个女婿，有《受戒》中的一群和尚，有《大淖纪事》中的锡匠和挑夫，连唱戏的、渔人、瓦匠、地保、屠夫，也成了主角。这些小说中文化水平最高的不过是《徙》中的中学老师高北溟和《鉴赏家》中的被称为“全县第一大画家”的季陶民。南京大学思想家研究中心吴正岚博士说，他的一个研究现当代文学的朋友到他家乡高邮，感受到“这里的确是汪老的故里。随处可见荡漾着灵气的池塘，铺着青石板的窄窄的小巷，还有，最重要的，有着说不出的特别之处的高邮人”。

　　“汪味”小说的语言世界，还通过原汁原味地运用故乡高邮的方言，以高邮人讲话的方式表现所要表现的创作境界，从而将高邮通过他的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印记，进而让全世界的人都对高邮有了认识，并成为一种不可抹灭的永恒。在这方面，可以看出汪曾祺深深地受到老师沈从文的影响，把自己的文学触角扎入了一方水土，又一次成功实践了“越是民族的也越是世界的”文学创作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