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王勃出名倒是够早，但还没深尝痛快的滋味，就已经被挫败感所笼罩。在告别长安之后，他远游江汉，走上漂泊的人生旅途。生命的视野不再局限于宫廷，而是转向生活，转向山川。从庙堂走向江湖，从公域退向私域，王勃获得了某种解放，从歌功颂德的吟唱，转向有志难伸的悲凉，他开始用柔弱的心灵，承担悲伤。在梓州，在剑州，在益州，在绵州，他目睹了盛世的另一面，接触到匹夫匹妇的疾苦，感受到人情的冷暖。

　　也许，上天觉得仅仅是漂泊与挫败还不足以成就王勃精神的海拔，于是，几年后，又让他陷入一场杀身大祸之中。在结束了漂泊之后，王勃前往虢州当了一个参军，那里多产药草，可以勾起他对多年前学医的回忆，利用余暇，研究研究中药，倒也是件有趣味有意义的事。然而，就在这时，祸从天降。有个叫曹达的官奴犯了罪，王勃把他藏匿起来，之后又担心走漏风声，竟杀掉曹达，谁知事发，自己被判死罪。用《神探狄仁杰》中元芳的话来说，“此事必有蹊跷”。我无心为诗人翻案，只不过杀了人的王勃，倒让我想起高行健在《一个人的圣经》中所塑造的那个内心极度脆弱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形象。刘再复讲这个知识分子：“遇到人类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最强大的革命风暴。每个人都处于恐惧之中，互相难以了解。没有人可信赖，也没有人来援手，个个像即将沉没的小船，只能自己照顾自己可怜渺小的生命，苟活于当下。苟活，往往是生命个体的本能要求，并非自私。”作为一个顺风顺水、听惯美言的才子，王勃在被逐出沛王府之后，内心一定深怀着对权力的恐惧。因一念之善，让自己救人不成反遇险，又无力改变。也许曹达曾威胁过王勃，双方都是出于苟活的需要，最终王勃在情急之下，做出傻事。李白曾自诩“托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这只是他故作的豪言，不然在《唐律》：“诸斗殴杀人者，绞;以刃及故杀人者，斩;虽因斗，而用兵刃杀者，与故杀同。”这样的律令面前，又岂容他逍遥法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