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们在千秋之后来回望王安石的改革，也不能不为王安石感到难受。因为，他的那些改革主张，原本是不应该失败、至少是不应该完全失败的。如果与他同时代的北宋士大夫对国家危机略有与他相近的忧患意识，那么，大家齐打鼓、齐敲锣、齐心协力一起干，谁也不给改革拆台。即使王安石的“新法”有不够完善的地方，大家在实践中一步步地修正，便会使它逐渐完善起来，岂不既有利于国家，也免得在几十年“窝里斗”的折腾中，旧党新党，你斗我，我斗你，斗来斗去，大家都被弄得灰头土脸，甚至妻离子散、在长年的贬谪播迁中凄凄惨惨地死去，最后儿孙也都作了亡国的臣民。想想，神宗是那么好的一个改革皇帝，王安石是那么好的一个改革宰相，偏偏遇上满朝的一大批反改革臣僚，到底是谁安排了这改革失败的命运呢?难道真的是无法逆转的“天数”和“天命”吗?

　　王安石的那些改革主张原本不应该失败、至少不应该完全失败，这是有历史事实依据的。因为北宋那些大臣，虽然对王安石的“新法”(包括“青苗”、“雇役”、“市易”、“均输”、“农田水利”、“保甲”、“保马”等十余项)都持异议，但反王安石反得最疯狂的，就是反他的“青苗法”。而“青苗法”，对应于封建时期小农经济的情况，实际上应该是利国利民的上善之法。王安石是先在他当鄞县令时，作了实验，取得了实效，为农民所欢迎，然后，才在他当宰相时向全国推广的。

　　“青苗法”的用意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在农村“青黄不接”的时候，给农民发放贷款，让农民渡过难关，免得去受高利息贷款的盘剥，更免得当田卖地，遭到大户的兼并。这贷款似乎是以农民的“青苗”作抵押，故谓之“青苗钱”。

　　到秋收时，农民收了粮食，归还贷款，国家可以收到二分息，对国家财政是一笔不小的进账，也是“青苗法”赖以持续施行的保障。这岂不是利国利民吗?所不利的，只是不利于地主、大户，使他们失去了用高利息贷款盘剥农民，以及在逼债时可以兼并农民土地的机会。

　　宋朝的大臣们，其所以群起反对“青苗法”，就因为他们没有哪一个不是大地主、大财东，“青苗法”把他们可以从农民身上盘剥的钱，转到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去了，他们当然要群起而攻之。对于这个秘密，神宗皇帝是做了调查的。据《宋史》说，神宗问文彦博：“新法于士大夫诚有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回答说：“陛下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为百姓治天下也。”大概就由于神宗皇帝摸到了这个底，所以他始终相信王安石是为皇帝、也为百姓治天下，其他任何一位大臣反对“新法”、反对王安石，他就让他走人。

　　——在这一点上，神宗是非常坚决的，无论韩琦、富弼、司马光、文彦博以及苏东坡兄弟，凡是反对“新法”的，他一个不留地外迁或贬官下放，放出汴京，不让他们干预朝廷大事。而对王安石则言听计从，待以“师臣”之礼。一直到王安石再次请辞相位以后，仍然多次派人慰问、送汤药，并迭赠舒国公、荆国公尊号。一直到神宗皇帝元丰八年晏驾，他对王安石的情谊，是始终不渝的。像这样的君臣关系，在中国古代那二千几百年的历史上，可以说是仅有的一例。如果丢开封建时代的君臣关系不说，他们实际上就是两个志同道合的致力于改革的改革家。

　　王安石活着的时候，虽然一直受到反改革派群僚的攻讦，但后来那些反改革派也因此而倒了大霉。就因为他们既要不顾一切地攻讦王安石，便免不了涉及攻讦神宗。因而在神宗的儿子哲宗从太皇太后手里接过权力“亲政”以后，他立即把年号改元“绍圣”(绍，续也。绍圣，就是要“绍前圣之大业”，即要继承他父亲神宗皇帝的革新大业)，他重新起用改革派，重新把反改革派贬逐流放出去，北宋后期的“党争”就因此而更加变成了冤冤相报的孽结。

　　而冤冤相报的结果，是使国家权力逐渐从“新党”、“旧党”士大夫的播弄，转移到了长于投机幸进的蔡京等人的手里。到哲宗去世(他十岁登基、十八岁亲政、二十五岁去世，还没有到而立之年，只能算是个夭殇了的短命主子)，在他母亲(向太后)的主持下，传位给他的弟弟徽宗(一个艺术上的天才，而政治上昏懦无能又荒淫奢靡的亡国之君)，北宋的朝廷便只能在“导君于恶”的蔡京等人的操纵下一步步走向灭亡了。

　　神宗皇帝的英年早逝，给朝政的改革造成了“天变”式的打击，而哲宗的早死更使得遭到沉重打击后的改革派，又一次面临着“无力回天”的情势。这两代皇帝的短寿，谁也说不清是不是“天命”或“气数”。但王安石在太皇太后秉政的元祐元年就已经去世，哲宗朝的党祸，以及后来徽宗朝的乱政，实际上都与王安石无关。而且，假如不是徽宗听信谗言，把改革派宰相章惇贬出朝廷，朝政不致任凭蔡京播弄，北宋也许还不会亡得那样快。

　　关于王安石被《宋史》埋没的改革成果，以及蔡京得到朝廷重用与王安石有无关系，这两个问题，在梁启超《王荆公》一书及其所引用的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中，有非常明确的辨白。蔡氏不仅反驳了《宋史》对王安石的种种诬蔑，而且具体地拆穿了旧派诬蔑王安石的那些卑鄙手段。在《王荆公年谱考略》一书的后面，附录了写在杨时(字龟山)《论蔡京疏》后面的一段文字。这段文字极短极精粹：

　　“荆公之时，国家全盛。熙河之捷，拓地数千里，宋朝百年以来所未有者。南渡以后，元祐诸贤之子孙，及苏、程之门人故吏，发愤于党内禁之祸，以攻蔡京为未足，乃以败乱之由推原于荆公，皆妄说也。其实，徽、钦之祸，由于蔡京;蔡京之用，由于温公;而龟山之进，又由于蔡京;波澜相推，全与荆公无涉。至于龟山在徽宗时，不攻蔡京而攻荆公，则感京之恩，畏京之势，而欺荆公已死者为易与，故捨时政而追往事耳。……”

　　蔡上翔称赞这一段文字“此高识宏论也”，算是用这一段当时人的揭秘文字，为沉埋了近千年的王安石被冤诬的原因，提供了一个透视历史的显微镜。原来，把徽宗皇帝引向奢靡误国以致亡国的蔡京，其所以当了宰相，正是司马光(温公)把他推上去的。因为他是元祐朝廷中，第一个积极执行司马光废除新法恢复旧法的积极分子。而把北宋靖康亡国之祸的原因，不归罪于蔡京而要“推原”于王安石的变法，则是因为作出这种主张的杨时(龟山)，正是蔡京把他推上政治舞台的。

　　由此可见，《宋史》的颠倒是非、淆乱视听，就因为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不仅用尽机谋反对变法，而且由废除新法而导致北宋亡国以后，他们的门人故吏及其子孙后代，还企图把亡国的罪责，推到王安石的头上，而把他们自己应该承当的罪责，则湮没在一大堆谎言妄语之中。正是他们在中国历史传承中，把董狐、司马迁以及历代史官追求“直笔”、“信史”的史学传统，糟蹋到无以复加和扫地以尽的程度，才创造了扭曲历史的种种魔法。而更可悲的是，这种种魔法，一直流传到后世，虽然早已被大家识破甚至为大家所耻笑，却仍然有人认为它是可以作为“进身之阶”、可以靠它“牟名窃利”的非常有用的“贴面史学”。以谎言掩盖历史事实，以谎言欺骗子孙后代，这种“瞒与骗”的史学，衣钵相传，宗祧不绝，至今贻害千秋，真使人不能不为之拊膺一叹，放声一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