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闲情赋》的主旨，历来是争议的焦点。归结起来，主要有二派。一派认为此文并无寄托，纯为爱情描写，故可名之为“爱情说”。一派认为有寄托，继承了楚骚“香草美人”的传统，故可名之为“比兴说”。

　　“爱情说”一派可追溯到梁昭明太子萧统。他在《陶渊明集序》中批评《闲情赋》说：“余爱嗜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故更加搜求，粗为区目。白璧微瑕者，惟在《闲情》一赋。杨雄所谓劝百讽一者，卒无讽谏，何必摇其笔端?惜哉，无是可也!”因此，《文选》虽立“情赋”一类，却不取此篇。萧统虽然没有明确说《闲情赋》纯为爱情描写，但“劝百讽一，卒无讽谏”二语，实际上是批评渊明虽自称“有助于讽谏”，其实不仅无讽谏，倒反而大写特写情欲了。后来赞同萧统意见的人不少。如清代方东树所云：“昔人谓正人不宜作艳诗，此说甚正，……如陶渊明《闲情赋》，可以不作，后世循之，真是轻薄淫亵，最误子弟。” 在古代，主“爱情说”者，都是在否定《闲情赋》价值上立论的。近代以来，最先起来肯定它的是鲁迅。他说：

　　被论客赞赏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潜先生，在后人的心目中，实在飘逸得太久了。但在全集里，他有时却很摩登，“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竟想摇身一变，化为“啊呀呀，我的爱人呀”的鞋子，虽然后来自说因为“止于礼义”，未能进攻到底，但那些胡思乱想的自白，究竟是大胆的。……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的飘飘然。

　　鲁迅先生以诙谐的语言，指出“飘逸”的陶渊明，有时也有热烈而又“摩登”的一面。虽然他没有直接评论《闲情赋》，但引的是《闲情赋》的例子，可见，他是把此赋看作是描写爱情之作。这种评价，与鲁迅先生所处的时代及其思想高度密切相关。

　　受鲁迅观点的启发，愈来愈多的研究者以为此文纯为描写爱情，并无寄托和讽谏意味。但不论是批评者，还是赞同者，都只注意到了《闲情赋》的一个方面，即它对封建礼教的巨大超越。

　　首创“比兴说”的是苏轼，他第一个驳斥萧统，态度非常激烈：“渊明《闲情赋》，正所谓《国风》‘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与屈宋所陈何异?而统乃讥之，此乃小儿强作解事者。”东坡此议论一出，和者甚众。王观国、张自烈、毛先舒、阎若璩、何文焕、邱嘉穗、陈沆、刘光贲等，都附和苏轼，异口同声批评昭明“白璧微瑕”之说，都以为《闲情赋》继承“《国风》好色而不淫”和《离骚》香草美人的传统，有深刻的讽谏寄托意义。张自烈谓“昭明识见浅陋，终未窥渊明万一”“此赋托寄深远，合渊明首尾诗文思之，自得其旨。”邱嘉穗在《东山草堂陶诗笺》卷五中认为《闲情赋》是“以美人目其君”。陈沆则推崇《闲情赋》，称“《闲情赋》，渊明之拟《骚》”“晋无文，惟渊明《闲情》一赋而已。”并反驳昭明“白璧微瑕”之说，称“不但与所选宋玉诸赋自相刺谬，且以闲情为好色，则《离骚》美人香草，湘灵二姚，鸠鸟为媒,亦将斥为绮词乎?《国风·关雎》，亦当删汰乎?”刘光贲更是概括为：“其所赋之辞以为学人之求道也可，以为忠君之恋主亦可，即以为自悲身以思圣帝明王也亦无不可。”

　　总之，以苏轼为代表的“比兴说”一派，都把《闲情赋》比喻成《诗经》、屈原的《离骚》中的某些篇什，寄托着深刻的政治寓意：有的说是宗国覆灭，眷恋故主;有的说是思同调之人不可得，故托以寄怀;有的说是自悲身世，期圣帝明王;有的说是追求人生的理想……

　　审察以上两种观点，似乎觉得都有各执一端的弊病。持“爱情说”者以为此赋纯写爱情，并无讽谏意味。虽然说对了一半，但否认此赋的讽谏意味，这也不符合作者的本意。《闲情赋》确实淋漓尽致地描写了对美人的追求，真实生动地表现了人们在绝色佳人面前灵与肉的颤动，然而作者的本意是使流宕的情欲复归于正。这正是题中“闲情”二字的含义。《闲情赋》序和赋的末尾几句，明白无误地交代了文章的命意。其中序尤其值得注意。序曰：

　　初张衡作《定情赋》，蔡邕作《静情赋》，检逸辞而宗澹泊，始则荡以思虑，而终归闲正。将以抑流宕之邪心，谅有助于讽谏。缀文之士，奕代继作，并因触类，广其辞义。余园闾多暇，复染翰为之。虽文妙不足，庶不谬作者之意乎。

　　在这段序里，陶渊明交代了以下几点：一、这是一篇仿作，模仿的对象是《定情赋》和《静情赋》。二、陶渊明认为这两篇赋的感情是由逸至澹，由荡至正，其主旨是抑流宕而有助讽谏。三、奕代之继作皆广其辞义，也就是不离开原作的基本旨意而又有所发挥，自己的这篇赋也如此。而且他明白地说出这篇赋不谬张衡、蔡邕之原意。四、这篇赋是在“园闾多暇”之际写的。总之，这篇序文至少说明了陶渊明写《闲情赋》的主观动机，是分析文章命意的重要依据。这里，首先应当明确《闲情赋》的“闲”字的含义。

　　《说文》“闲，阑也，从门中有木。”注：“以木歫门也。”引申为“防”、“限”、“闭”、“正”。《广韵》：“闲，阑也，防也，御也。”《广雅·释诂》：“闲，正也。”正是其引申义。可见“闲”就是防闲的意思。《闲情赋》序曰：“始则荡以思虑，而终归闲正。”则“闲情”犹正情也，情已流荡，而终归于正。序又曰：“将以抑流宕之邪心，谅有助于讽谏。”“抑”者，止也，与“闲”义近。这些内证足以说明“闲情”意谓抑流宕之情使归于正也。这样解释使与陶渊明在序中所说的张衡《定情赋》、蔡邕《静情赋》之“定”和“静”意思相符了。“定情”、“静情”的含义，便是使“流宕之邪心”，归之于“定”、“静”。

　　其次，《闲情赋》序文指出了其与张衡《定情赋》、蔡邕《静情赋》之间的承传关系。张衡《定情赋》残文见《艺文类聚》卷十八：“夫何妖女之淑丽，光华艳而秀容。断当时而呈美，冠朋匹而无双。叹曰：大火流兮草虫鸣，繁霜降恍草木零。秋为期兮时已征，思美人兮愁屏营。”又见《文选·洛神赋注》：“思在面为铅华兮，患离尘而无光。”蔡邕《静情赋》残文见《艺文类聚》卷十八：“夫何姝妖之媛女，颜炜烨而含荣。普天壤其无俪，旷千载而特生。余心悦于淑丽，爱独结而未并。情罔象而无主，意徙倚而左倾。昼骋情以舒爱，夜托梦以交灵。”又见《北堂书钞》卷一百十：“思在囗而为簧鸣，哀声独不敢聆。”从这些残文已足以看出《闲情赋》确如陶渊明自己所说是它们的“继作”系列中的一篇。这个系列的继作还有王粲的《闲邪赋》，陈琳的《止欲赋》，阮瑀的《止欲赋》，应玚的《正情赋》，曹植的《静思赋》，张华的《永怀赋》等。可见以赋的体裁抒写爱情的流宕最后归于闲正，乃是汉魏以来文人惯用的方式。渊明《闲情赋》也不过是继承了汉魏以来的文人“并因触类，广其辞义”的仿作传统。因此，无论从写作方法和命意来说，《闲情赋》与张、蔡之作一脉相承。

　　除序文之外，正文最后也点出了“闲情”的本意：“尤《蔓草》之为会，诵《邵南》之余歌。坦万虑以存诚，憩遥情于八遐。”《蔓草》指《诗·郑风·野有蔓草》。《毛诗序》以为此篇是“男女失时，思不期而会”而作。“《邵南》之余歌”指《草虫》、《采蘩》等篇。《毛诗序》谓《草虫》“大夫妻能以礼自防也”，“大夫妻能循法度也”。“尤《蔓草》”两句，表达了应该“以礼闲情”的意思。最后，流宕八遐的情思在礼法的自律下，渐渐止息，趋于安静。

　　从以上分析可以断定，《闲情赋》不存在“香草美人”之类的政治寄托，什么“眷怀故主”，“思同调之人不可得”，以及追求政治理想等等旨意，在《闲情赋》序和正文中根本找不到根据。“比兴说”也就无立足之地了。但不可否认，此赋确有讽谏意味。作品固然大肆铺陈爱情的追求，然而铺张本是赋的特点，并且因此产生一段情之流宕。如果没有这一段情之流宕，所谓“抑流宕”也就无从谈起了。所以陶渊明写作《闲情赋》的主旨确实是防止男女情欲的流宕不返，即“以礼闲情”。俞文豹《吹剑四录》说：“张衡作《定情赋》，蔡邕作《静情赋》，渊明作《闲情赋》，盖尤物能移人，情荡则难反，故防闲之。”正确地指出了《闲情赋》一类作品的命意。

　　萧统诸人，之所以说《闲情赋》“卒无讽谏”，大概在于此赋描写爱情部分太多太精彩，以至淹没了“曲众奏雅”的本意。钱钟书对此分析得很精辟，称此赋“题之意为‘闲情’，而赋之用不免于‘闲情’，旨欲‘讽’而效反‘劝’耳。流宕之词，穷态极妍，淡泊之宗，形绌气短，诤谏不敌摇惑。以此检逸归正，如朽索之驭六马，弥年疾疢而销以一丸也。”⑼钱先生指出了《闲情赋》旨欲“讽”而效果反而“劝”的原因。其实这是辞赋“劝百讽一”的通病，而不应据此否认此赋的本意。

　　《闲情赋》大肆铺陈绝色佳人的美艳以及对她的热烈追求，“始则荡以思虑”，最后“以礼闲情”，“终归闲正”。这尽管是传统的写作手法，但也体现了作者对于佳人的审美感受，融入了他曾经有过的性爱体验，可见渊明对异性具有极高的审美能力。如果真有佳人在前，他是能爱和敢爱的;但他又能控制自己的情欲，以礼闲之，让灵肉的颤动，最终归于心神的宁静淡泊。所以说，《闲情赋》表现了陶渊明真率自然的人格，体现了他儒道融合的思想，与他的总体思想风貌和生活作风完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