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我国词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刘辰翁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辛稼轩词序》）词的诗化和散文化是苏轼的大胆尝试。词的诗化，并不是取消词作为独立文学样式的体制和格律，而是意味着词的题材的扩大，作家个性更鲜明的呈现，语言的革新。和这相联系，他创立了与传统的婉约词派相对立的豪放派。这给词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途径：“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王灼《碧鸡漫志》卷二）但是苏轼的诗本来就有“以文为诗，以才学为诗”的特点，他在“以诗为词”时，也把这些东西带进词的领域，这就是词的散文化和议论化。这方面的尝试，一般说来是不成功的，也是不大容易成功的。他也在词中开了用典与和韵的风气，还喜欢把别人的或自己的整首诗原原本本地“隐括”入词，更是不足道了。苏轼在文字技巧上的这些尝试，有的促使艺术发展，有的却往往作茧自缚。然而，这在词中还没有成为严重的倾向。他对词的贡献比在诗的方面是更为出色的。

　　词在五代和北宋初年，题材很狭窄，大抵不脱伤离别、男女恋情之类。其间范仲淹、柳永等人作了一些开拓，稍有进展。苏轼的三百首词大大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藩篱。山川景物、纪游咏物、农舍风光以及感旧怀古等都大量写进词里。词从“樽前”“花间”走向较为广阔的社会人生。有名的〔水调歌头〕（“时月几时有”）、〔念奴娇〕（“大江东去”）最能代表这种革新成果的有：

　　明月几时有？把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惟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水调歌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