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试及第

　　仁宗嘉佑元年(公元1056)，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殿试时，献上二十五篇进策，深得仁宗皇帝的心，被评为翰林学士。嘉佑二年四月，母亲程氏去世，苏家父子三人在京，赶紧回乡料理丧事。

　　嘉佑四年，母丧期满，父子三人再度赴京都。

　　嘉佑六年，苏轼、苏辙二人在恩师欧阳修推荐下参加制科考试。是年举行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的考试。苏轼以三等、苏辙以四等的成绩分别考中入选。

　　出任凤翔

　　嘉佑六年十一月十九日，苏轼出任签书凤翔府判官事 ，离开父亲和弟弟，苏辙一路送到京都外城郑新门才与兄长道别。

　　任职期间，闹过的水灾和旱灾，都得到很好的处理。但疲乏的工作加上官场的你争我斗，苏轼渐渐感到无比的忧戚。终于在英宗治平二年(1065)冬，凤翔的任期届满，苏轼迫不及待的奔回父亲及弟弟居住的都城开封。不料第二年他妻子死了，不到一年，父亲去世，带着沉重的心情，苏轼乘船运送父亲及妻子的灵柩回故乡眉山。

　　王安石变法

　　熙宁元年，神宗即位，正是北宋开始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此时神宗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 “平和世界”。

　　王安石和苏轼都是少年得志的人，两人都被视为栋梁之才，而且皆以诗文名世。两人真正的交锋是从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开始的。当时，苏氏兄弟服完父丧回到京师，苏轼被任命为直史馆、权开封府推事，而受到神宗信任，担任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的王安石正大力推行变法新政，这样，两个大文豪同朝为官，争端便由此而起了。

　　王安石以“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天变不足畏”的勇气锐意改革是令人起的。但关键的问题是，在错综复杂的社会情况面前，在“以保守为天性，遵无动为大之教的国人、尤其是官僚士大夫面前，改革的动作到底是激进好抑或是渐进好?王安石思想竣急，无论是起用新人，还是施行新法，都体现了大刀阔斧的超常风格。而苏轼呢，他并非不主张变革，他只是希望不要“太急”了，因为“法相应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因此，两个人的政见也就凿枘难合。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很不同意参知政事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年方36岁的苏轼调任杭州通判。苏轼在杭州待了三年，在办完公务后，一得空便四处游玩，以解烦忧。结识了许多知交，也作了不少优秀诗歌。如著名的<饮湖上初晴后雨>、<六月二十七日于望湖楼醉书>等。

　　熙宁七年(1074)，苏轼调任密州 (今山东省诸城)任知州县令。政绩显赫，深得民心。政治上的挫败反而促使东坡体验了更丰富的人生，开拓了一片更宽广的文学领域，许多脍炙人口的文学名作如<超然台记>、<水调歌头 - 中秋怀子由>、<江城子 - 密州出猎>等流传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