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三字经》的内容，先讲《三字经》中的一个故事。“孟母三迁”的故事很早就有了，因为《三字经》中有“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的描述而更加广为人知。但是，孟子那时候真的是“不学”吗?孟母三迁的故事告诉我们，孟子始终在不断地学习，不管是学丧葬、学叫卖，还是学屠宰，其实少年孟轲都是在学，而且非常好学。如果每个母亲都像仉氏那样不让孩子学习那些内容，那些职业该由谁来做呢?因此，《三字经》中孟母三迁的故事涉及到这一蒙学读物的本质：读书的目的。如果我们理解了广泛的科举制度导致普及教育的需要，那么，《三字经》中孟母三迁的故事很明显地指向了唯一的目的，那就是读书做官。《三字经》在孟母三迁故事后面紧接着说：“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究其历史我们看到，窦燕山五个孩子“名俱扬”，都是指考上了科举，所谓“五子登科”，其中没有一个是现代工程师、实业家、发明家之类。事实上，《神童诗》中“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也是这个意思，“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鲜明地表达了读书做官的理念。这是中国古代教育的一个大问题。

　　孟母三迁所表达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观念是读书做官的典型体现。之所以说它是中国古代教育的大问题，是因为它涉及到推行教育的内容。我在我的《超越利益集团》一书中讨论过“李约瑟难题”，即李约瑟提出，中国在16世纪以前，科技一直领先西方，为何在16世纪以后，科技落后了。回答这个问题也可以从《三字经》孟母三迁、五子登科的故事中找到端倪。由于中国人很早就比欧洲人更重视教育，文化水平普遍比欧洲高，因此，那时候，科技比欧洲发达也就很正常。科举制度成熟后，中国的普及教育也世界领先，但是，为了科举这一收获，普及教育的内容偏重于道德教育，这是事实。这也是《三字经》中孟母三迁、五子登科等故事的本质，即重视道德教育，轻视技能和知识教育。《三字经》等蒙学读物为了科举的目的，过于强调读书做官这唯一的出路，在当时来说，它是有益的。随着历史的发展，它便显示出了不利的一面。尤其当欧洲也开始重视普及教育后，两者的差别非常明显：欧洲普及教育几乎只注重技能和知识教育。也就是说，中国的政府力量在推动道德教育，欧洲的政府力量却在大力推动知识教育，两者的结果很快出现了巨大差异。所谓“李约瑟难题”的结论也就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