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十月，回了一趟故乡。

　　说是金秋，其实前几天已经立冬。立了冬的天，夜得早。在快到镇上的站点下车，是五点半，暮色就开始笼罩了。背着包走在通往村里的水泥公路上，妈妈打来电话，问我到了哪里。她和父亲栽油菜已经收工，在准备晚饭。

　　公路上只有我一人行走，偶尔飞也似的驶过一辆摩托。路左边的山上是树，右边的山下也是树，树叶都带着浓浓的秋色。此时的山野，是安静的，清凉的。曾经几乎就要绝迹的麻雀，因为人口的大量外流和树林的重新茂密获得了生存的转机，一群群，细脆地鸣叫着，从灌木丛这边飞往那边。在一段路的两旁，野菊花迎着落日的余晖热烈地开着，温暖耀眼的黄，比金子的色泽还要纯粹和洁净。

　　第二天，吃过早饭，父亲出工了，母亲在家里只管忙她的，我自个在屋里有事无事地呆着，间或和母亲说几句话。

　　突然，我注意到了阳光。

　　那时我正站在堂屋喝水。因为堂屋外搭建了偏檐，屋里有点暗。我打量着地上靠边堆放的一大堆红薯，留意到一大片阳光正打在上面，那么明亮，温暖，与屋里的昏暗和微冷恰成鲜明对比，也似乎有意提醒我，这些还带着泥、乡下孩子般淳朴的红薯，与父亲有着怎样的关系。我抬起头，阳光是从楼口射下来的，再往上，是安装的玻璃亮瓦，汹涌的阳光正是穿过玻璃亮瓦而来。我往屋里到处看了看，发现堂屋进门不远的地上也有簸箕大的一团阳光，一样地明亮，温暖，旁边傍着屋壁还有一团，恰好打在盖着打米机的帆布上，阳光随帆布的褶皱而明暗，像我当年画过的静物，既有印象派的光线，又有塞尚的体积。我的目光回到地面。泥土的地面，随着岁月的推移，已显得凹凸不平，这种凹凸，是细小的凹凸，密密麻麻一片，如月球的表面。母亲有时进门踩着门槛下的小土包，就会笑着说，屋里长了千年包，财运很快就会到。这两处的阳光分别是通过偏檐的门洞再经过堂屋门和檐下的入口与堂屋的窗口进来的。

　　在左边的厢房，无遮拦的阳光直接穿过木格窗进入房内，投射在临窗摆放的一架缝纫机上和打了木地板的地楼板上，以及木床的外侧。缝纫机上放着一床牡丹红印花毛毯，靠近窗格的一边已与阳光一样是一片白，里面往下垂挂的部分，阳光随毛毯的褶皱和向背而自呈明暗，那红色在阳光映照下分外入眼。那是一种传统的红，朱门宅院和普通农家都喜爱的红。带了格子的阳光图案印在地板上，四周是晕开的逐渐淡去的光。床是老木床，宽阔的面枋下衬和脚枋两侧都走了鱼嘴纹，上面的红漆已见擦痕和斑驳。床上铺着蓝花格床单，叠着粉红和浅绿两床被子，放着红色绣花毛巾搭盖的枕头。上面挂着缀花白色纱线帐子，帐子的一角和床的外侧被阳光照着，为阳光所照的帐子即成为耀眼的一片雪白，床沿的擦痕和裉色也愈见清晰。这间厢房曾是妹妹和侄女住的，如今她们嫁的嫁人了，长的长大了，都去了外面，有了另一种生活，但她们的影子还在房中。

　　站在屋里，看着阳光照进这已经十分陈旧的屋子，在一种明与暗，暖与冷强烈对比的情境里，我内心蓦地涌起一种震动和感动。我从包里取出相机，一一拍下刚才留意的画面，也拍了阳光辉映下贴着毛主席画像的神龛及贴着年画挂着物什的屋壁等屋内情形。此时母亲坐在堂屋外面偏檐的门洞边，缝补着什么，装针线和布块的箪箩放在身旁。门洞外面，是石头和水泥砖矮墙围着的水泥院坝，院坝里用两张晒簟晒着还未入仓的谷子。时当十点多钟，天气晴朗，灿烂的阳光明晃晃地照着粒粒饱满的谷子，照着母亲和她的箪箩，同时也给她和箪箩带来浓重的暗面。这个镜头太难碰上了。我忙拿起相机，悄悄地，连拍了几张。随后来到院坝，对面矮墙上盆栽的菊花和鸡冠花正开得酣畅，一个金黄，一个紫红。拍下它们，我又拍了院坝外日影斑驳的石头巷，和攀着丝瓜藤蔓的竹篱笆，然后回到屋里，转到右厢房的灶屋。如同左厢房的情形，充沛的阳光也从右厢房的窗格照进来，对土灶和土灶后面大板凳上的器物及插在屋壁上的畲刀、镰刀等制造着它们的明亮和暗影。我看到，那壁上还有父亲用粉笔写着的“包谷正兴1号”等字样，那是比结绳记事进步得多而含意却一致的一种农人行为。拍了几个镜头，我就来到了楼上。除了玻璃亮瓦，阳光还从檐下、屋子两头及凡是能进来的地方执着地照射进来。楼上的一头是谷仓，仓门上还贴着我几年前写的“五谷丰登”，只是如堂屋的对联一样，都褪色了。其它各处堆放着各式东西，风车，犁耙，箩筐，凳椅，木头，木板，王桶，打谷桶，筛灰篮等等，都落了或薄或厚的灰尘，好些东西都已经很有年代了。

　　实际上，这座老屋并非我家的祖业。我也并非出生在这个村子，它是我的祖籍地。双亲早逝的祖父在这里生活到三十多岁后，去了距这十多里路而属于另一个县的一个村子入赘。一九九五年，我们搬回来时，我已经二十多岁了。我们先是借已离开村子的人家的旧屋住，换了两次住处，才举债买下这座屋子。那是二零零零年，当时我已离开薪资微薄的村小学，开始外出漂泊，这一漂泊，就是十年。十年间，我几乎只有春节才回来，与家人团聚，体会家的感觉。一大家人聚齐时，热热闹闹的，孩子们玩耍，年轻人帮父母做做家务，在院坝里晒晒太阳，打打羽毛球，屋子里洋溢着快乐、温暖、祥和与安然、自足，都舍不得再次别离。

　　这座老屋的前主人一家早几年就迁到镇上去了，据说，他们祖上是做小生意的，卖糖果小吃什么的，至今，楼上都还可以看到一种为做那个生意特编的小竹篮，已经成了黑色，满是烟垢了。

　　这时，父亲挖了一挑红薯回来了。虽然我们做儿女的再三劝阻，父亲和母亲今年还是种了不少地，而且丰收了。所以谷子还在晒，红薯还得慢慢挖。母亲告诉我，父亲毕竟上年纪了，今年挖红薯只能用小点的箩筐了，大箩筐挑不动了。我感到惭愧，既劝他们不住，又生就一副不是做农活的身子，且长年在外，帮不上他们什么，回家一次他们也不让我去做这些。就这样，看着他们的头发一年比一年白。

　　父亲放下担子，去锅里拿了个还热着的糍粑，坐在堂屋门口半明半暗的地方，一边吃着糍粑，一边时不时瞧着母亲那儿。过了一会，又挑起箩筐出去了。约模五分钟样子，来了两个年老的妇女，坐下来与母亲说话。

　　我在楼上久久地站着，看雪亮的阳光静静地照着这老屋，间或悄悄换一个地方。这是一座除了外墙全为木结构的老屋，久经烟醺风吹，总体色调是黑色加深褐，氛围则有岁月所赋予的厚重，深沉和清冷，而阳光却那么强烈，明亮和温暖。它们在这里相遇，亮的地方耀眼地白，黑的地方越衬出黑，过渡和晕染的，多是一种深夜里火光映照的色调，如用油画颜料所表现的古战士的铜盔和铠甲般响亮而凝重。

　　感动，再次袭遍了我全身。

　　在我看来，老屋，不仅仅是先人庇身过的建筑物，它分明还留下了先人的体温和气息，那些快乐，那些悲伤，那些已不为人知的遭遇……想到这里，我就不由忆起另一个村庄的老屋。那是祖父靠做长工和短工的收入建起来的。其中的一间，做过我的书斋，被我改装的窗户，是用一块两头带叉的窄木板从下往上撑起的，颇有些古典风味。一早，我起床后，就取去窗户的插梢，用木板叉住窗扇一边的铁钉，往上一掀，下面一头支在窗沿上，晨光就哗地泻进书斋来，接着是阳光……而如今，听母亲说，那房子的壁板和楼板已荡然无存，屋瓦也满是破洞了，只剩下一个支架立在蔓草丛中，显然是离宋人赵拚的“久雨藏书蠧”都望尘莫及而唯余“风高老屋斜”了。我不禁黯然神伤，几次想托话让还在那边住的堂弟给它拍张照片，留存予我，而几个堂弟也都四处漂泊，没个回家的定准，回家时也未必有相机，于是至今未能如愿。回想今天所住的老屋，虽非祖上所留，对我却一样具有不同一般的意义。十年了，它虽老旧，但早已成为我心中家和温暖的象征，并将永远如此，就像那执着的阳光，没有什么能阻挡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