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翻《谈虎集》，看到《天足》一篇，顿感我与周作人先生，在“品头论足”方面，原是隔代的知音！这话似有攀附名人之嫌，但我本心确是要大喊一声：“我也最嫌恶缠足！”

　　然而我之厌恶缠足，并非如周先生，升华到了忧国忧民的庄严境界，以至“感到了小脚与难民之神妙关系。”我实是出于对逝去的外婆无限的敬爱与思念。

　　外婆生前，就缠着一双“几乎使人诧异‘脚在哪里’的神秘小脚”，但我却不能据此想象出外婆年轻时“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的风韵。在我的记忆里，只有外婆蹒跚挪步，艰难跋涉于如火人生的身影。外婆当年实非名门闺秀，甚至连小家碧玉也算不上。当年她忍痛缠足，以身殉“美”，多半不是为了追求时尚，实是出于想嫁一户好人家的思想。不幸的是，我的外公不但无才无貌，家贫如洗，而且胆小怕事，命薄如纸：文革中，外公被划成右派，因此惶惶不可终日，却又无力回天，一气之下，竟投后院之井而百了之。这虽有点屈子投江式的悲壮，但终究撇下了孤苦的外婆，让我至今不能原谅外公不负责任的死。

　　我从三岁就被寄养在外婆家，虽是本村，但父母整天忙于“抓革命，促生产”，约十天半月才来看我一次。所以我的童年，是步着外婆的小脚度过的。

　　外婆的大院落里，断无“百草园”里的种种乐趣。然而临街的泥墙根，倒有三株石榴树，给予我年年的憧憬与享受。这是很古气的三株树，盘根错节，铁干虬枝，如互相搀扶的三位老人，踯躅在静穆的黄昏里。但年年岁岁，春华秋实，却从不辜负我贪婪的口欲。五月的榴火自然有些风光，于我倒无多大兴味。我甚至看不惯女孩子偷摘下艳红的一朵插在头上对镜自怜，并非象大舅一样憎恶“小资情调”，其时幼小的心里已经懂得又丧失了一颗硕果。我总惦记着八月的来临。

　　然而未进八月门，泥墙根外早热闹起来了。街上的顽童们，用历年惯熟的把戏，轻而易举的将不知好歹，探头出墙的石榴们活捉了去。甚至，他们趁外婆在堂屋做事，明火执仗地闯进院门，擎着竹竿劈头盖脸地一阵乱敲。等外婆闻声踉跄而出，他们早已泥鳅一样哧溜逃去，徒剩一地的残叶。如此光景，即便到了八月榴熟，也只剩下颤颤巍巍的七八颗高挂林梢了。而仅为属于我的这几颗石榴，外婆却不避年高，不惧孱弱，不辞艰瘁而求之，现在回想起来，内心的歉疚真是无以言表。

　　外婆先是郑重的关上院门，然后将一把黑漆皂光的大太师椅，吃力地搬出堂屋，靠那双小脚一点点地挪到树下；接着又从柴棚里滚出一个大木墩，安放在太师椅下，再回屋里抽一根撑蚊帐的竹竿，顺在太师椅的背上。这就算准备就绪了。我那时还帮不上手，只痴望着外婆来回地捣着小脚，像一个满腹心事的木偶。接下来外婆的表演就近乎惊险了。她先是用手撑住太师椅的帮，将一只小脚搁上木墩，然后是另一只。这样她就可以用力撑住椅帮，几乎要悬起上身，如双杠运动员一般，但总归不那么优雅，还要哼哼地喘息，脑门上也渗出一层汗珠，才能够把那双宝贝小脚抬上椅沿。我那时不知说些疼爱的话给外婆听，更无从揣摩老人家无言的寸草之心，大约只会吮着一个脏兮兮的手指头在一边痴望。外婆先是仰头审视那几个“幸存者”，严肃认真，若有所思，仿佛要把它们瞪下来。我总觉得上面的外婆有些不稳，像衣杆上搭着的破褂，在微风中荡来荡去。于是我就用小手摁住外婆的脚尖，就像摁住了两只好动的小老鼠。外婆挥竿的姿势迟缓而用力——她是极讲究命中率的，白耗一分力气，对她的年纪和体质，都是严峻的考验。每一次击打，外婆都摇晃的非常厉害，像一个不倒翁。

　　打下的石榴，将由我一粒粒地享受，直到明年开春。而外婆因此的辛劳也会持续很久。我常见外婆将一块用尿浸过的砖放在炉子上烤热，再把她的小脚撂在砖上烙，以医她的脚痛。我因而得见那神秘小脚的真面目：畸形，丑陋，不可言状，目不忍视。我自此深感“以身殉丑的缠足终是野蛮”，它给外婆一生带来的痛苦，远甚于外婆当初为之神往的快乐。依我的经验，类外婆而着弓鞋者，大多只会感喟造化的不济，而对于中国两千年的缠足，则个个为十足的顺民。在此方面我对奶奶推崇备至。我奶奶生于乡村的酿造世家，家境可谓殷实，但不知怎的奶奶并未缠足，一双豪放的天足夸夸地甩着，一路把生活踩得尘土飞扬。如今年逾古稀的奶奶，虽不用手把荷锄去耕耘岁月，但缝补浆洗，晨浇暮扫，日子倒也从容自在。我想外婆正缺乏一点反叛。当然，她老人家并不懂得达.芬奇“人体是艺术”的观点，因此决不会为了维护艺术的完美，而去做封建社会的逆子贰臣。我觉得，她至少应有一点对肉体疼痛的反叛，像奶奶那样。然而我终究是极喜欢外婆的，个中原由十分了然：我从小受着她的呵护与疼爱。可悲的是吃斋念佛的外婆终未逃脱小脚带来的厄运，而这种结局的表面又全然是我的责任，这愈来愈使我增加了对缠足的愤恨。

　　那年冬天，我正念着初一。其时大舅一家已经搬到公社农场去住了。我仍住在外婆家，虽是陋室，却有“向脊轩”之雅趣，适于读书。况且，我的存在，已成为外婆活着的唯一寄托，而不单是排遣寂寞的作用。

　　我们的学校就在本村外，新盖的教学楼巍然矗立于旷野之上，背靠一片参差的茅屋瓦舍，真有些傲然不群的气象。教室在二楼，实不算高，但对于平原长大的孩子，除了爬树，鲜有这种登高远眺的享受。偶尔我们也“欲穷千里目”，就偷上楼顶，顿感天高地阔，心旷神怡。开始我们竟无扶栏俯瞰的勇气，仿佛都患了恐高症；而略一抬头，又如堕云雾，手可扪天了。从茅屋泥台到窗明几净的楼房，这种变化带来的欣喜，仿佛是一股莫名其妙的动力，使我们更用心于功课，甚至放学后也不急于回家，特愿坐在崭新的教室里慢慢消化那欣喜，直到落日的余辉从书本上逃去。外婆因此每个黄昏都站在门口守望。她老远就能辨出我的身影并呼唤我的乳名，那声音像黄昏里的一缕炊烟。有时候，我回家比惯常的拖延还晚些，外婆就会忧心如焚地找到学校来。每每回想起她在暮色中抑郁独行和攀楼时佝偻蠕动的样子，眼睛便不由得湿润起来。

　　那天下午偏下起了大雪，直到放学也未见停的迹象。但我们并不因此而烦恼。自从我们搬进这幢大楼，这雪似乎也是个隐隐的希冀。入冬的第一场大雪，迎合着我们盼望一年的兴味，把我们的脑瓜齐刷刷地撂上窗台，仿佛玩具店里专卖脸谱的货架。透过教室的前窗，一眼望去，是一派迷茫而壮阔的景象：地平线处，天地辗转反侧，似一对暧昧的情人在忘情的拥抱；自空蒙的天宇，雪花漫洒舒扬，那份畅快，那份潇洒，仿佛千万个关老爷娴熟地舞着银花花的大刀。从后窗望去，那片错落的农舍业已亮起扑朔迷离的灯光，在雪幕中明明灭灭，如萤火虫的点点尾光，神秘而温馨，透着童话般的气息。

　　一些急于回家的外村同学正三三两两地朝校门走去。校门孤零零的，两边还没有垒起院墙，就像漫野里突兀的牌坊。门口的地势填高了许多，预备着与将来的校园齐平。因此，进出校门，必经一个不算高陡的斜坡。平原的孩子都喜欢在这种地方实践他们高山滑雪的梦想，几乎每一个路经此地的同学都要兴致盎然地做千姿百态的雪上舞蹈而毫不在乎重重地摔倒——亲近雪地几乎是发自内心的渴望。而我们这些并不急于回家的同学则躲在各个教室的窗后，无限惬意地欣赏这种表演，时而爆发出的笑声犹如节日夜空炸开的礼花，热烈而绚烂。一些来接孩子的家长也会冷不防地摔倒，姿势当然滑稽得多，并伴随一些很乡土的咒骂。但窗子后面仍是笑——谁去介意那无奈的骂声呢？那只不过是被风扬起的一把稻草，飘不远就散落在雪地里了。

　　最后一个做这种雪上舞蹈的是我相依为命的外婆。

　　其时校门口的喧闹已有些零落，同学们的眼睛正巴望着每一个经过此地的人会猝不及防地摔倒，但谁也没料到最终上演的是一个不该发生而又注定要发生的悲剧。我没有想到这样的天气会促使她而不是阻止她到学校来找我。外婆的身影闪现在门口只是一眨眼的工夫，就倏地滑了下去，接着是一阵开心的哄堂大笑。我也笑了，仿佛看到了电影里小鬼子踩上了八路军的地雷。那黑影挣扎了两下，像一个被击倒的拳手。然而她没能站起来，只发出了一声长唤——天啊！那声音几乎撕裂了我的心肺！多少年来，这声音已经成为萦绕我脑际的一种福音，充溢在我心间的一股暖流。每当听到它，我就会感到在这个世界上，我还有所依靠，有点寄托，有份亲情，有线希望；我就不会感到孤独，不觉得凄冷，不在乎贫穷，不丧失信心。这声音，正是外婆，在呼唤我的乳名！

　　我冲了出去，像一个疯子，像一阵风。那笑声的余音还追在我的身后，鞭子似的抽打我的脊梁……

　　外婆从此卧床不起。七十三岁是个门槛，也许命中注定会有这一劫。外婆一辈子信命，对她是个合乎情理的解释。这样一来外婆倒也释然无忌了，只是又放心不下我。

　　那些日子，我脑子里混混沌沌，满耳的风鸣，满眼的雪飘，还有披雪的路，结冰的坡，撕心裂肺的长唤，山崩地裂的摔倒……

　　那双玲珑的小脚啊，我恨，我恨……

　　尽管我辨不清这恨的原由，因为我素来不大明白“古代美学”与“封建道统”方面的事，可我至今对此有些悲叹，恐怕一生也难以释怀，如林语堂先生所言“至西子，王嫱大足之美，则无人主张”，岂不可悲，可叹，可恨！

　　然而外婆的小脚，终于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不再以扭曲的骨骼，压迫的皮肉，盘错的筋骨，在人间走着崎岖的路。

　　半月之后，外婆离我而去。

　　雨泉清音（程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