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群的南归雁散文

时间:2021-08-31

  在务农的日子里。每当坐在田埂上休息,望着北方深秋的蓝天上飞过南归的雁群时,总让人想起鸿雁传书,或是苏武牧羊或是孟姜女。因为,那一刻自己的心似乎也拴上了大雁的翅膀,不停地往南飞。

  往南,就有自己的父母自己的故乡。

  几十年后,犹如南归的一群群大雁,上海知青们赶前赶后地回到了家。然而,每个雁群里总有一、二只孤雁,没有或无法赶上南归的雁群。

  我认识的上海女知青承玉芳就是其中的一位。

  记得3年前,我应邀去延边撰写反映边疆开发开放的《边城盛放金达莱》。有人告诉我:单是珲春,现在还留下近50名上海知青。临离开时,我们请这些“老乡”聚餐。最后来了近30名。有些路远的没有来,后来才知道是因为来回需要花几十元的车费。我们懊悔事先没有考虑到。

  老乡见老乡,真的是两眼泪汪汪。大家聚一起,你争我夺地说着40多年前的往事:刚来时不认识保暖的兀拉草,从鞋子里掏出来扔掉了,冻得双脚麻木,这才晓得塞北严寒远不是江南和风细雨;第一次大雪天上山砍柴,爬上去挺欢,下来接二连三摔跟头,只能坐在雪堆里哭,这才晓得,走雪天山路并不像溜达南京路那般舒服!

  席间,我见瘦小的承玉芳始终不笑,便向身旁的永根打听,永根告诉说:“承玉芳生活很困难。”

  我想知道详情,永根拉我到窗口前,细细地告诉我:承玉芳在乡粮库下岗,好长时间没有收入,现在退休了,有千把块钱。但她嫁了个丈夫是农民。那时大道理是提倡“破除资产阶级传统观念”、“与贫下中农结合一辈子”,其实俩人还是很有感情的。但好景不长,十年前丈夫骑自行车摔倒骨折,换了假的股骨头;后来又得了脑血栓、中风,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东拼西凑了几万元医药费,都是借的债。

  我问:她有孩子吗?

  永根说:大儿子20年前去了上海;小儿子在身边。可小儿子老实,没文化没技能,只能打零工干苦力。儿媳妇熬不了这种苦日子,扔下孩子走了。她是家里的顶梁柱。五十好几的她,一个人要干几个人的活。丈夫瘫痪卧床,又得了老年痴呆症,大小便失禁,晚上数次翻身,都由她负责,他离不开她。前几年听说上海对知青有很多的优惠政策,她几次对丈夫说,要回上海去办理户口问题,最多半个月就能够回来,可是丈夫根本不听,以为是不要他了,哭着闹着不吃不喝、拒绝打针吃药。

  于是,她也就一直没机会把户口迁到上海去。

  她每天早上3点钟就得起来,做饭烧水,养猪喂鸡;然后开始给丈夫穿衣吃药;孙子起床了,开始伺候孙子吃饭,然后送他去上学。白天给老乡割豆子,扒苞米,打场;冬天与男人们一起上山拉爬犁,清林,割带,啥活没干过?就这样辛苦了几年,3万元的医疗费也没有还清。由于长期超负荷的劳作,她是一身的病,腰腿疼,低血压,干活时昏倒过好几次。

  自己每月的退休金,供老两口的医药费都不够!

  饭毕。我把承玉芳拉到一边,问她生活状况。她低头、摇头,始终不语。不知是想表示自己的生活是好还是不好?我说:你生活得很苦,我们都是知青,心里也不好受。我会向市里有关领导反映的----

  我话还没说完,她突然转过身子,面朝墙壁背对着我,双手抚住自己的脸。看她上下抽动着的肩膀,知道她在啜泣。

  没有更多的话好说。

  当天我就向市里有关领导反映,最终给了承玉芳三年的生活补助。金额虽然不多,但她数次感谢我,说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说得我心里更加难受。

  去年,承玉芳的丈夫去世了。已经17年没有回过上海的承玉芳,满怀信心地踏上归程:她想把户口先落进上海,然后再把小儿子、小孙子一个个地接回生养她的故乡。

  可是,到了上海,看到上海家中的实际情况,顿时,回上海的打算被彻底动摇,回归的梦想也完全破灭!承玉芳的亲弟弟因生活困难终身未娶,独自住在狭小的石库门的亭子间里;一个6平方米的小阁楼,让给了她大儿子住。大儿子娶了个外来妹,还有一个孩子,只能放下一张床,就转不开身子了,若自己还要来住,自己的小儿子加上小孙子再住进来,调浆贴壁都无法落脚啊!

  依然回到农村的承玉芳在电话中戏谑道:现在都在搞城镇化,原是城里人的我怎么就回归不到城镇化的队伍里去呢?想想还是算了,我还是继续过我的乡村生活吧,虽然没有“作为”,但“广阔天地”习惯了;只要不回上海、不见到城市,没有了比较,就以为生活原本就是这样过的哩!

  是啊,昨天的阳光,晒不干今天的衣裳。失群的南归雁,并不是没有跟上雁群,而是多年后再俯瞰着铺天盖地的高楼大厦、灯红酒绿,她们已经无法收翅、立足;尽管故乡繁华依旧,然而故乡已经不属于千里万里之外的她们!

  普普通通的一位承玉芳,在她身上,不仅让我看到了留在农村的上海女知青城市乡村的蜕变历程,更触动我内心的是对生活的坦然,勇于面对,不随波逐流。一个人,对生命的安排能做到从容坦然,不容易;而在生命的晚年还能如此的坚定豁达,更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