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不由己的修行的散文

时间:2021-08-31

  我们这些年的文化氛围浓了起来。比改革开放初期又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个变化,既是十年文化浩劫后的补偿性恢复,也是邓在推动农村责任制为肇始的改革,生产力提高后的释放。是在温饱解决之后思想解放的进一步结果。我们的普罗大众,在吃饱之后,受传统儒家文化复兴的影响,自觉推动了对下一代文化普及的潮流。这也是中国大学二十年疯狂扩大的前因。不像我们的哪个年代,由于偏科,预选就没有过关,连进入高考的机会都没有了。当然,比起我的那些在文化革命中的大哥大姐们,我最起码可以读喜欢的书了。更重要的是,我在学校写些文章,虽然于高考并不一定有用,至少不会被批斗了。这些话听起来匪夷所思,但却是那个当年情况的真实写照。

身不由己的修行的散文

  我们的写作,如果不太刻意去涉及政治因素的情况下,作家以笔为马的草原还是很广阔的。但你真要说人权的高级要求,或者参照西方的最理想标准,认为我们的写作,还在禁锢中,我只能说,是有那么点道理。但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政府明确了先保障吃饭穿衣的基本人权。这从国家治理的阶段性策略来讲,是目前能够找到的现实可行办法。何况,我们学习并不是所有的西方文化,我们只是参考它的一部分经验。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口超十亿的国家作现代化样板供我们模仿。于是才有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搅了一大锅中西药汤剂,来治疗从元朝之后,就开始患病衰弱的国力。也就是说,从十三世纪的前后,我们的文化和科技是停滞的,除了带来了明清两朝的闭关锁国之外,就是一切服从政权稳定的制度设计。我这样讲,好多人会说课本上津津乐道的郑和下西洋。但我认真告诉你,他是一个政治行为,而不是一个商业自由贸易的结果。影射到文化文学,这几百年来,写作的自由是谈不上的。如果有,无非是北宋以来文化的总结。而恰是这几百年,欧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作家的写作,成为革命或者文艺复兴的导火索。进而形成了现代化国家的文化写作体系。

  这样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文化进程中,需要认识到,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写作体系,我们在路上,不是到了一个停滞的阶段。我们的作家也仍然没有达到西方文化的程度,所以你用西方的人权啊人性啊那些个最高标准,要求我们现在的文化和文学体系,以及政府的执政能力,不现实也不可能那么完美。好多在当时天大的事件,事后若干年后,再看,就会明白他只是个过程。哪有那么多的历史时刻啊。

  这几十年的改革开放,是对中国文化在当代遭到破坏后的修复,同样也是在以互联网为代表新经济革命里。产生的信息认知、写作方式、读者互动等、传统架构被颠覆后的涅槃期。矛盾冲突都是以前所没有经历的。明白了这一点,我们的文化文学的行者们,如果参透了其中的大道。就会对目前社会中的急剧变革有了一份清醒的认识。对目前文学的一些怪象,有了几分疑惑后的宽容。

  我因为从事的工作,我这些年对席卷中国的城市化对文化的影响有些感受。我老家的太行山区,深山区老百姓,大致上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陆陆续续投亲靠友往山下搬,这就是居住条件引起的第一波迁徙,到2000年的时候,原先一百多人的庄里,就剩下几个放牛跑山的,年轻人都搬到平原条件好些农村了。因为原住地无法保障上学照明吃水等,基本的不能再基本的人权也无法实现。而此时平原地区,因为责任制,生活条件有了较大的改善。山里山外的物质差距拉大。第二波,大概从九十年代开始,平原上条件好些的农村也开始出现人口大规模的流失,因为人们开始寻找更好的职业、更好的教育、更好的现代文明生活。有了南下打工潮,城里买房潮。这一批潮流中,可以说搅动了整个中国民众的熏心利欲,当然,这个词可能用得不好,但还贴切。在西方港澳台资本,先富资本,政治寻租资本,寡头资本等等的掺和下。中国底层多达几亿的、渴望改变生活的人民,投入了这个身不由己的欲望永动机里。公开的说法就是经济奔小康。于是有了传销,有了,有了炒房,有了打工妹,有了富士康,有了海外移民。以及一夜暴富的种种神话。社会经济学上,这个过程就是城市化。而我及我的家庭,也是在这个年代,从到城里找工作到搬进城里居住。身不由己,卷入到这一历史进程中。大的趋势面前,我们只是浮萍。除了适应,没有其他选择。除非有思想和文化的超脱。目前,这个城市化还在进行,社会仍然在经历着复杂变革,这个时候,作家们的写作,就是要如何感知这个时代的主题,,要明白是城市化引起的,城市化是关键不是其他原因。比如说,现在好多人对农村的女孩提出:在县城没有房子的不嫁,说是拜金主义,道德问题,我说换换是你的左邻右舍,人家家在城市或者县城都有了一席之地,而且趋势的发展最终你要到城里生活,你会怎么样?当然你会说,我就喜欢田园。自然主义者。但这一般情况下是城市里有了那些生活,然后想寻求更高质量的人的选择。我问你,黄山一带的山水好不好?那些白墙灰瓦的皖南民居好不好?确实好,凡是有些个情怀的,都会在那里流连忘返。但我告诉你一个事实:年轻人基本上都去江浙了。如果有能力,他们首选上海杭州。因为是更好的生活,在山清水秀的黄山不能实现。近年虽然有一部分回流,但无非是一部分在高房价高工作压力下的无奈选择。这就是俗世,庸俗是有了些,但是有直言不讳的实际。而这些一个一个庸俗的故事,成为文化现象,成为文学丰厚的土壤。成为我们文学文化写作中的具象的研究。我们要看透这个时代的实质。要清楚这是一个有故事的时代,但更是一个精神物质矛盾冲突变化时期。他给了我们很多眼花缭乱的素材,差不多有七亿农耕文明体系里的农民,要面对城市文明的诱惑和反差,离开故乡到异乡打工,求生活。有多少年轻的野心进入到城市文明的竞赛规则里。或衣锦还乡,或机器下伤残。但每一个逃离乡村的人,都是在期望生活的改变。这给了我们的写作多少不竭源泉。就像芬兰一个第一次来中国的记者感慨:我们的国家只有几百万人,新闻很少上全球的报刊网络,因为热点少。每天浏览网络,不管是正面负面的新闻,只要是中国的都是一大堆。这是我们文化和文学者的幸运,因为我们有机会见证,中国这个世界上超大型国家的现代化演进过程。而也在目睹着一个地球上从没有经历过的7亿农民城市化,以及迁徙带来身份改变人生悲喜剧的现实版。

  我们农耕文明的先哲们说:天变,道亦变。面对波澜壮阔的社会变化。我们的作家,应该以悲天悯人的心情再次吟咏,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人生是无法计较的定数,写作是文学身不由己的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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