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教师散文

时间:2021-08-31

  天气一天凉似一天。大雁排成人字形队伍,唱着嘹亮的歌,飞向南方。树叶渐渐变黄,在风中簌簌飘落。大大小小的树的根部,好像圆规画的一样,出现一个金色的圆圈,煞是好看。不久,田间、地头、河边的枯草,也瑟瑟发抖起来。

乡村教师散文

  母亲有心脏病。每年,冬季来临之前,我都把她接进城里住。昨天,哥哥打来电话,说母亲着了凉,心里非常难受。我赶紧请假回家。

  母亲见了我,顿时来了精神,不但病好了,而且头上的白发似乎黑了很多,脸上的皱纹,也好像浅了一些。我知道:这是我的错觉。母亲一年比一年衰老,仿佛一棵老树,虽然挂着几片绿叶,但树根已经开始枯死了。

  “明天去城里吧。”我说。

  “不中!”母亲说,“等呼囔埋了再走。”

  “师老师?老了?!”我问。

  “老了。”母亲的眼泪如断线的珍珠,“多好的人啊!老了。一辈子,不值!”

  呼囔是师老师的小名,他的大名叫师若愚。师老师个子不高,身体单薄。圆脸,肤色苍白。脸上有很多雀斑,有人给他取一个绰号——喜鹊蛋。左眼角有个棠梨花,右眼睑天生有块疤瘌。

  师老师性格倔强,不善交际。我离开老家多年,记不清什么时候和他通过电话。逢年过节回老家,偶然见他一面,也不过是不冷不热交谈几句。

  在我心中,师老师留下的痕迹,随着岁月的流逝,逐渐褪色、模糊,几近消失。

  突然,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我的已经熄灭的记忆,火苗一样霍霍燃烧起来。

  师老师——我的启蒙老师,沿着曲折的泥泞的小路,蹒跚着走进我的视野。

  我五岁的时候,父亲在老家盖了两间里生外熟(里面是土坯,外面是青砖)的堂屋。我家结束租房居住的生活,搬到老家。其实啊,那时候搬到老家的只有我和母亲。父亲在县立第四高级中学上班,哥哥、姐姐在完全小学读书。他们仍然生活在人民公社所在地的沙滩村。我老家离沙滩村大约五里地。

  我老家是个很小的村子。五个姓——两个大姓,三个小姓。全村的人口还没有沙滩村的一个生产队多。村里没有学校,村支书把大队的两间旧房子腾出来,让上过高中的,患有痨病,不能干重活的师若愚当老师,办了一所学校。

  一所学校,一位老师,一个班级。学生的年龄从七、八岁到十五、六岁。有的读一年级,有的读二年级,有的读三年级。要读四年级,就必须去三里外的大村子。

  我是唯一的读一年级的学生。师老师教我读写“大、小、多、少;人、手、足、口、耳、目;日、月、山、石、水、土”等。父亲见我会写这么多字,高兴得好像当了二品官,逢人便夸师老师了不起。

  母亲说:“二小真有出息,比我强,我就会写‘文化’这两个字。”

  我高兴得好像半晌偷吃一个剩窝头一样。我是文化人啦!我偷偷地去河里洗澡,故意把红云侄女的荆条篮踩扁,晌午头用手捂着头,赤着脚,踩着滚烫的沙土跟着大将们——比我大的男孩子,去捉麻知了,等等,也许就不会叫母亲责骂了。

  我是文化人啦!我是文化人啦!文化人在村里就是有地位。

  但是——

  我讨厌师老师。

  一天,师老师让我站起来背书。我不会,用鸡爪子一样的手挠脖子,搓脖子上的黑灰,还咬衣裳角,流着鼻涕掉眼泪。

  同学们的笑声一阵比一阵响亮,似乎能压过桐树林里的麻知了的鸣叫声,似乎能压过村里的高音喇叭里的村支书的骂人声,似乎能压过纺花车飞机的轰鸣声。

  我的脸红得好像猴子的屁股,比我大五岁的枣花侄女手舞足蹈地说。

  我明白自己出了丑,丢了人,给人留下了话把儿,一连多少天心里乌云密布。

  班里的大同学,见我就嘲笑我,模仿我,欺负我。

  甚至,到现在,我回到老家,我的铁杆们还在饭桌上重温旧事呢!

  从此,我走路直不起腰,不敢见人,不想上学。

  我讨厌师老师。

  村支书的儿子高升比我大三岁。吃的比我好,个子足足比我高半头。他在班里经常欺负人——连岁数比他大的,个头比他高的,也敢欺负。

  高升打我一拳。我骂他一句。他恼了,把我摔倒,屁股坐着我的肚子打我的耳光。我拼命反抗,无济于事。高升玩腻了,放了我。我爬起来,踢了高升一脚。恰好,师老师看见了。要惩罚我。我说出原因,师老师说:“两个人发生矛盾,都有错误,都要惩罚。”

  师老师用笤帚疙瘩打我和高升的屁股。打我的时候,狠狠打;打高升的时候,轻轻落。我心里很不平,但是不敢吭气。

  我向母亲诉苦。母亲说:“村支书就是村里的爷,你不能跟村支书的儿子比。”

  “啥爷?论街坊辈儿,村支书还给我叫叔呢!”我说。

  “你不懂!”母亲说,“以后,高升在哪,你别在哪。不要老虎头上蹭痒。要尊敬师老师。师徒如父子。一日为师,终生为父。”

  “啥父子?论街坊辈儿,他给我叫爷呢!”我想。

  我讨厌师老师。

  同学嘟噜说:“雷锋有啥了不起。”

  有个同学向师老师报告。师老师说:“了不得!这是阶级斗争问题。”

  我班开嘟噜的批斗会。村支书来了,民兵营长来了,妇女主任来了,五保户打不烂也来了。

  嘟噜站在讲台上作检讨。“我错了,我错了,我不是人。我恶毒攻击雷锋叔叔,我是恶霸地主的狗崽子……”

  嘟噜反反复复地说这几句话。他低着头,弯着腰,泪水和鼻涕滴在讲台上,绽开几朵漂亮的鲜花。

  “打到张保安!”张保安是嘟噜的大名。

  “打到小嘟噜!”

  同学们的口号声如同大年初一拉火鞭,把教室震得乱掉泥皮。

  嘟噜家三代贫农。村支书说,光批评教育,不开除。

  如果嘟噜的父母是五类分子,嘟噜一定得滚蛋。

  我上二年级的时候,我村和另外两个小村共建一所学校。学校在三个村中最大的那个村。我村的学生搬到大村上学。

  学校招一年级。我从一年级开始上,和我一样大的孩子都上一年级。

  师老师是主任,管理整个学校。他教全校的算术,有时也替我们的语文老师教语文。

  我校的同学挨了师主任的批评,找个地方,画一只王八,旁边写两个字:呼囔。绝大部分同学不会写这两个字,只好写拼音“hunang”。

  不久,公社教办室派来一位公办教师当主任。师老师又由主任变成教师。

  师老师找不到对象。有人给他介绍一个哑巴。哑巴没爹没娘,哥哥讨厌,嫂子嫌弃。她人长得秀气,穿得也干净。见了师老师点点头,笑了笑,脸一红,低头玩辫梢。

  师老师也同意,两人结了婚。

  我升入初中,师老师任我们班的数学老师。

  师老师是全公社公认的教的最好的数学老师。听师老师讲课,如同老人们听常香玉唱戏。

  师老师讲课,重点突出,深入浅出,清晰透彻,幽默风趣。声音抑扬顿挫,表情富于变化,动作有时有些夸张。同学们笑眯眯地听课,听到水落石出之处,往往放声大笑一阵。师老师也禁不住放声大笑。

  教室沉浸在笑的海洋之中,仿佛,整个世界,几千年历史,都在这个小小的教室里装着;好像,东方的太阳,天上的星斗,都归这个小小的教室指挥。

  师老师讲课喷唾沫。讲到得意之处,唾沫如同下雨一样。

  师老师一身粉笔末。教科书上,教具上,也有。

  师老师有痨病。说话快了,声音高了,情绪激动了,心情舒畅了,就喘不过气来。

  我坐在第一排。天天沐浴唾沫,吸入粉笔末,欣赏刮大风。我喜欢听师老师讲课,讨厌他站在我面前。

  上初二的时候,公社砍初中。我校初中没有了,只剩下小学。

  我到临近公社的初中上学。师老师又开始教小学。

  我到县一中读书,师老师教小学。我在大学读书,师老师教小学。我在县城上班,师老师还教小学。

  师老师一直是民办教师。

  民办教师转正那些年,师老师的心里点燃一只希望的火把。他的笑容好像春天的阳光,腰杆仿佛笔直的青松,皱纹如同一朵盛开的莲花。就连他的哮喘,也宛如一缕青烟,慢慢消失了。

  但是,他有痨病,体检不过关。

  开始,按教学成绩评选,他是全乡第一名。因为身体,他没有转正。

  后来,按考试成绩排队,他是全乡第一名,因为身体,他没有转正。

  每次考试他都参加,每次都是全乡第一名,每次都遗憾落选。

  好心人说,花钱过关吧。他不花钱——他没有钱啊!

  他仍然是一名民办小学教师。

  村里的人当着他的面,有几个叫他的大名若愚的。背地里,没有一个人提起他不叫小名呼囔的。

  学生们没事逗乐,或者挨了批评,都拿他的小名开涮——

  “呼呼囔,呼呼囔,呼囔,呼囔,呼呼囔。”形容某同学吃饭。

  “说呼囔,道呼囔,呼囔脱个赤脊梁。”讲述师老师在地里干活。

  “呼囔哩头,像皮球,呼囔哩眼,像鸡蛋,呼囔哩大象鼻子顶海碗,呼囔哩扁扁嘴巴是个打气管。”描写师老师的相貌和哮喘。

  师老师的几根白发可怜巴巴地趴在头顶。脸上刀劈一般的皱纹纵横交错,如同大大小小的壕沟。一年比一年凶的哮喘,活像赶不走的死灰色的灵魂雾霾。

  师老师,我乡唯一没有转正的民办老师,仍然弯着腰,戴着老花镜,喘着带哨音的粗气,当他的孩子王。

  有人说,师老师有病,传染给孩子坏大事,辞退他吧。

  师老师家的三间低矮的瓦房有几处宽宽的长长的裂缝。地里的庄稼,在高大翠绿的野草的阴影中唉声叹气。

  师老师的哑巴媳妇,身患癌症,已经死去多年了。

  乡教办室说:“师老师太可怜!叫他做勤杂工吧。”

  秋风如泣,秋叶似诉。洁白的月光透过房顶上的几个窟窿,给砖漫地涂上一层西天福地的神圣。摇曳的树枝,在十分破旧的木大床前,素描一幅如梦似幻的'山水画。

  师老师脸色苍白,呼吸如同冬天的北风。他好像听到檩条的轻微的断裂声,仿佛感到自己掉进一口漆黑的深井里,似乎闻到一股浓烈的尸臭味。他想坐起来,但是身体软得好像面条一样。他坚持抵抗一阵,慢慢地闭上眼睛。

  一声巨响,把村里的狗吓得不敢出声。栖息的鸟,飞出鸟巢,仓皇逃命。剽悍的庄稼汉子,打开铁大门,露出惊愕的表情。

  师老师的房子倒塌了。师老师埋在废墟中。

  师老师——老了,如同一片彩云,消失在蓝天深处。

  整个村子伤心落泪,整个村子热血沸腾,整个村子把扶危济困写在脸上、腿上。

  村里的狗不跑不叫,树上的鸟低头默哀,那条通向外面的世界的笔直的大路,闪烁金色的光芒。

  一张方桌放在十字街口,上面的捐款箱露出少女般美丽而温柔的微笑。

  每家每户都捐了钱。在外面当领导的、做生意的、打工的等,也把一份爱心融进村子的温暖的阳光中。

  全村六、七百口人走出家门,送师老师上路。二十多位身强体壮的师老师的学生,抬着仪杠。他们抬的不是仪杠,是一眼温泉,一座青山,一轮红日,一座神庙。

  哭声连成一片,汇成天空的霹雳,地上的旋风,河里的浪花,海角的回声。

  母亲拄着拐杖,在人群的后面向师老师的坟地跋涉。她飘散的白发,拉弯的脊梁,踉跄的脚步,追逐一个古老而崭新的美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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