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冬，我早就对家人说过，单位腊月二十八放假，我要回家过大年。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二十九日，老天突然变脸，寒风呼啸，白雪飞扬，诚然，亲人们都相信我不会失信的，仍然按照老规矩，早已分居另住的三四代人全集中到我母亲那里过年。然而，直到夜幕降临，风雪仍然肆掠未减，儿孙辈都认为我不会回去了；但老人们并没有失望，仍然等着我去团年。

　　当我顶风冒雪、一身泥水出现在他们面前时，仿佛天外来客，不禁令亲人们惊喜之中夹杂着诸多同情和些许嗔怪。73岁的妈妈抚摸着我的手说：“幺儿，来不倒呢，就不要来了嘛，看你冷成这样子！”嫂子们和我开着玩笑，妻子让我快去洗个热水脸。

　　当我打开包袱，一样二样地取出一斤白糖、一条肥皂、一条香烟、两斤猪肉、一斤菜油、5斤白酒之时，亲人们的情绪一下沸腾了，一个个不禁为有这样一个在县革委机关工作的我而脸上泛起几分骄傲的神色。我虽然佯装高兴，脸上却不禁凸显出几分苦恼人的笑来。

　　我为什么会拖到那时候才回家？说来话长。为了买到这一点点过年料子，我曾低三下四去求人，还要抹下脸来开后门，占了别人的便宜。

　　虽然当时已经不像1960年回农村过年，吃饭需带粮票，还得附上持票人所在单位的证明书方能在家乡粮管所买到口粮那样了。但是，诸如糖、油之类的副食品，则只能由非农业人口的户口所在地供应，农民是没有供应的。要吃到油肉之类的食物，就得从工作地点带回家。

　　在外地工作的人，领着工资，回农村过年，不带点食物，心中实在过不去。然而，那时区乡物资匮乏，城市也不富余，好在我已跳出“农门”捞了个非农户口，春节可比农民多得4两白糖、半斤豆棒、半斤白酒、半斤菜油、半条香烟和1斤猪肉等特殊供应，已经显示出非农业人口的优越性了。可是这点特殊供应物资带回家乡，还不够全家人共进一顿晚餐，怎么对得起“江东父老”？

　　家人对干部、职工回家过年的物质期望值很高，不在吃多少而在于炫耀。我又难得回家一次，为不因物质太少而尴尬万端，年前我便千方百计拉关系、走后门，钻头觅缝找食品。如捅点包谷供应指标去兑换几斤白酒呀，将不足1斤供应的白糖、菜油等买足1斤呀，将半条（3包“蓝雁”两包“朝阳桥”）香烟转换为一条“蓝雁”烟呀……都得先到相关管理单位找票，才能到销售单位购物。这种曲线买东西，每次大约要花十天半月的时间，其中还要用热脸去贴了一些人的冷屁股，昧着良心去占了一些人的便宜，内心实在恼火，但有什么办法？我那2斤猪肉一直等到大年三十的中午，其他顾客走完了，我才从屠夫的后门里拿出来，所以，直到晚上才赶回家！

　　说来也可怜，到处托人情，钻空子，花精力，耗时间，陪笑脸弄到的食品，自己一点不敢尝，什么味道也不知道，原封不动带回家，自己只觉一味苦：购买苦，保管苦，途中携带更是苦。那时机关无车辆，公共汽车极少，能够搭乘一辆货车已属身份不凡，拖拉机也要有点“小星宿”的人才搭得上，大多数职工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徒步背包，长途跋涉回故乡。

　　记得某一年，时逢数九严寒，天寒地冻，车辆停开，我就步行回乡过大年。途中走得口干舌燥，也只能找口山泉水解渴，包袱中的酒是定要背回家去，待到大年三十夜吃团年饭时，用以贡菩萨、敬祖宗之后，全家人才能共享。那年，我“人托人”的买到3瓶简装白酒（那时精装酒十分罕见）回家，想看妻子愁何在，肩挎酒包喜若狂。谁知“麻雀子欢喜打破蛋”，途中休息时，挎包未放稳，落到石坎下打破一瓶，有同路人不愿让那酒白白流掉，而又流酒难收，急中无计，便用嘴在包外接喝。那帆布包已年久失洗，滤出的酒又苦又脏，可那接饮人硬是一不怕苦，二不怕脏，三不怕醉，以能一饱口福为得。皆因一失手丢一瓶酒，让我迄今未能忘。

　　在那商品匮乏之年代，人格远比商品低！友人告诉我：某君从黑龙江畔，辗转万里，带着60多斤白糖、黄豆、白酒之类的年货去到天涯海角，一路艰辛难以言表，而今青年人一定会说他冒傻气。可当时他带回家中，惹得全村人人眼谗，他也成了家人炫耀的资本。堪称只以食物喜，不以人格悲。

　　而今好了，大城小镇，农工商贸，平时商品琳琅满目，花色品种繁多，春节物资更加丰富多彩，任尔各购所需，且不需什么特殊供应，应声送货上门。如此市场经济发展中，回农村过年，谁还会像40年前的我一样辛辛苦苦走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