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刚上小学的我，跟随父母亲到县城里去第一次看电影，在电影院入口处，被人群挤散了，父母亲已经进去，而我却被挡在了门外，直到电影散场，父母出来见到了我，还痛骂了我一场。我当时觉得特别委屈，心想，你们不出来接我进去，让我在门口等了将近两个小时，没看上电影就够难受的了，还挨你们的骂！

　　后来，我父亲工作的林场，总场有放映队，隔三岔五到各个分场放映，我才算是真真地看上了电影，虽然是露天放映，却也不影响精神享受。

　　那时间，对于电影有这样的顺口溜：中国的新闻简报，越南的飞机大炮，朝鲜的哭哭笑笑，阿尔巴尼亚的莫名其妙。国产故事片大都遭禁，除了百演不衰的“三战”（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之外，新闻简报成了主要的影片。国外的就是这三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故事片了。朝鲜的《卖花姑娘》、《金姬和银姬的命运》、《鲜花盛开的村庄》等，卖座率都很高。

　　曾有一度，除了八个样板戏，就只放映《地道战》、《地雷战》和《南征北战》。这三部故事影片，我小时侯到底看了多少遍，实在记不清了。凭心而论，这三部影片还算是革命战争题材中比较优秀的影片，前两战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我国军民发明和使用的特殊战争手段，后一战反映了解放战争时期华东野战军的战斗片段。如今回想当年的这三部电影，虽然觉得情节简单，且都是老一套的胜利结局，但它们的历史功绩不可没。它们在高喊百花齐放实际上却是一花独放的时代，发挥了极大的文化娱乐作用，在肠胃和精神双重饥饿的情况下，如同能够勉强充饥的野菜糊糊一样，成了不可多得的精神食粮。

　　有一次，一个同学说，他得到了一个确切的消息，离我们住地十五华里的一个村庄晚上要放电影，是战斗故事片，名字叫“红旗梁”。我们好多同学便相约了，步行前去观看。放映时，出现的片名是《红旗渠》，是纪录片，内容反映的是河南人民修筑红旗渠的英雄壮举。我们想这是加演，战斗故事片一定在后面。可是，纪录片放完了，直到放电影的收摊了，我们才很不甘心地离去。一来一往，三十里路，觉得跑得太冤枉，大家就异口同声地骂那个谎传消息的同学，说他不识字，把“渠”说成“梁”，还说是战斗故事片！

　　后来，我到农村插队锻炼，山下的白龙江林业管理局有电影院，每张电影票一角五分钱，但由于囊中羞涩，却也很少光顾。一次，大队款待知青看电影，给每一个知青发一张电影票，却唯独将我的漏发了，使得我对大队支书记恨了好长时间，心里老大的不舒服！

　　有一次，林管局电影院上演“内部影片”，其实就是一部外国影片，记录火山爆发情景的，没有什么政治意义。我觉得很神秘，就用墨水瓶盖沾上红墨水，盖在纸上，伪造了一张电影票，竟然有几分相似，混进了电影院。好在，没座位的人很多，就站在人群里，怀着忐忑的心，看了一场所谓的“内部电影”，高兴了好长时间。

　　1977年，我写的一个剧本获了奖，到兰州去参加省上举办的剧本研讨会，这是我第一次去省城，住在省艺校，会议安排每晚招待我们看“内部电影”，有印度的《两亩地》，前苏联的《钦差大臣》，国内的越剧《红楼梦》、《青春之歌》等，那时候还没有解禁，故而说是“内部电影”，仅供我们参考。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的一些优秀影片，觉得很过瘾、很惬意！

　　后来，“文革”前的许多影片解禁了，而那时候我也参加工作好几年了，有了经济收入，进入了我看电影的高峰期。记得放映《刘三姐》，我看了三场；同事中有一个比我小两岁的，演了十二场，他也看了十二场。有个搞文学的朋友问我：“不知道演刘三姐的黄婉秋后来嫁给了谁？”我打趣他：“嫁给了那个演莫管家的人。”他竟然用恶言骂我，惹得我大笑。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弟弟当了他们单位的放映员，我每次回家，都要跟着母亲、妹妹们，带着板凳，步行三华里路，去弟弟单位的大院里，去看他放映的露天电影，乐此不疲。

　　九十年代初期，我任地区文化处艺术科长，管着剧团和电影公司，却对看电影失去了兴趣，除了上面下文，专门组织观看的政治任务性的不得不看的影片之外，就再也不光顾电影院了。后来电影公司撤销，改为看录像、看大投影，我就更不去观看了。再后来，我就与电影几乎绝缘了，直到现在，被炒作得神乎其神的电影，儿子、儿媳妇花数百元都要看的，邀我去看，我都一概拒绝。

　　回想青少年时期，与现时的我，简直是两个极端，由痴迷看电影，到拒绝看电影，不知道是什么意识在作怪？我想，电影的愈来愈不景气，与失去了我这样曾经为之痴迷的观众，大概有很大的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