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防不胜防，柳宗元还是得了三次大病。

　　一次是在《寄韦珩》一诗中记载的———“奇疮钉骨状如箭，鬼手脱命争纤毫”。那是元和十一年(816年)，柳宗元得了疔疮重病，幸而用了一首验方，挖屎克螂的心作药，吃了之后“鬼手脱命”，好了。

　　第二次记载是“今年噬毒得霍疾，支心搅腹戟与刀”。同在元和十一年，他得了干霍乱，症状是欲吐不出，欲下不能，几乎气绝。又幸而得到一首验方，拿盐汤与童便合服，又得救了。

　　第三次是素来患有的脚气病急性发作，从脚部开始水肿，往上一直肿到腹部，以至于三天不省人事。家人在朋友指导下，用杉木、橘叶、槟榔加童便治疗，又把他救活过来。

　　柳宗元这三次死里逃生，用的都不是正规方剂，但就地取材，取得奇效。所以，说古代岭南无医无药并不全对，只是许多民间经验缺乏整理。柳宗元特地将这三首验方记录下来，起名叫做“柳州救死三方”，寄给留心收集药方的朋友刘禹锡，让他写到书里。

　　是否真有那么神奇？那就只是诗人的说法了。

　　杜甫和他的《秋兴八首》

　　人们习惯上会将杜甫归入盛唐诗人，但其创作高潮却是在“安史之乱”之后，尤其以在成都浣花草堂和夔州瀼西草堂时为两大高峰期。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史多从人民性、思想性着眼，力推“三吏”“三别”为其代表作。然而从诗歌艺术本体来看，杜甫作为古典诗歌的集大成者，尽管众体皆擅，但能体现其最高成就的，还是他的七言律诗。滥觞于六朝时期的新的诗歌体裁七言律诗，经过初唐、盛唐诗人们的集体创作、实践，出现了不少佳作名篇，并渐趋成熟。但直到在杜甫手中，才完全定型。通过他的创作，为后来诗人提供了完美的学习范本，凡后世七律创作有所成就者，没有不学杜甫的。所以沈德潜说：老杜七律如王母娘娘蟠桃，得其一枚，大者仙，小者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