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京城去奉先，不是歌颂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盛世美景，而是在几具冻死骨上大做文章，写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句。皇上开疆拓土，他不但不赞美，反而说“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在石壕村遇到官府征兵，对逃避兵役者不加谴责，反而同情。

　　这要放在乾隆时代，都算得上居心险恶，不死也要流放或罚苦役。不独李白、杜甫，白居易、刘禹锡、韩愈、杜牧一干人等，若生于乾隆年间，哪个也难逃一死。

　　可我们知道，上面那些诗人，有老死的，病死的，贫困落魄死的，就是没有人是写诗触犯忌讳，被皇帝抄家灭门死的。

　　清朝人口比唐朝人口大大增加，诗歌总量也大大增加，乾隆皇帝一人就写了几万首诗，清朝是距离我们最近的朝代，语言环境十分相似，可是，我们既想不起几位清朝诗人，也想不起几首清人的诗歌，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是吟咏唐诗宋词。

　　这其中有个原因，清代文人埋头于四书五经，写诗只是业余爱好，不像唐代诗人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可是诗歌不同于长篇小说，写诗耗费不了太多时间，一位受过格律诗训练的读书人，骑马时、行路时、静坐休息时，只要有所思有所感，几分钟就可以吟成一诗。

　　根本原因是，唐朝诗人的天空是广阔的，思绪可以天马行空自由驰骋，他们写诗，赞美可以，哀叹可以，讽刺可以，发牢骚可以，抨击时政可以，吟咏宫廷秘闻可以，几乎没什么不可以。

　　白居易的二十首新乐府，大多是政治讽刺诗，若是放在清朝，让乾隆皇帝看见，等待白居易的只有死路一条。《长恨歌》揭先皇隐私，也够上灭门大罪。可人家白居易在唐朝活得好好的，从没有哪个皇帝在文字上找过他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