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跟其他5位大师最大的区别在于，他不是吃“五四”饭的。虽然六巨头中他是惟一生长在“五四”运动策源地的正宗北京人，但他仿佛身处风暴眼，那风暴跟他没关系。“五四”时期那七八年，老舍忙着养家糊口，当过一阵小学校长，还当过一阵劝学员。后来虽然到燕京大学旁听过，但那是为了给出国混事打基础，他跟大学里的风潮、派系基本上没瓜葛。想要用“五四”给老舍脸上贴金是比较困难的，老舍在1957年写了一篇《“五四”给了我什么》，想给自己贴点金，可是啰嗦了半天，都是人人能说的废话，无非是“五四”让他懂得了反帝反封建和使用白话文。我们顶多可以说一句他是“五四”运动的支持者。但这也很难讲，因为后来老舍成为大作家后，除了在官样场合，他很少提到“五四”。老舍在对待“五四”的态度上，跟一个普通的北京市民是极其相似的：热烈拥护，坚决支持，但到底拥护的支持的是什么玩意，自己并不大清楚。

　　老舍杀入文坛，也跟别人不一样。老舍一不为什么主义，二不凑什么热闹，三没有什么集团。他1924年到1929年在伦敦大学的东方学院教书，闲居无事，就在一本练习本上写着玩，写完了便乘兴寄给《小说月报》。没想到一出手就“文章惊海内”，不几天就“书札到公卿”。几部大作问世后，他辗转回到祖国，一上岸才知道，自己已然是著名作家，幽默大师了。他的创作态度好像是“游戏消遣”式的，但他又与鸳鸯蝴蝶派不同。鸳鸯蝴蝶派一是成帮结伙，二是爱赶时髦凑热闹，三是立场多变。而老舍虽然朋友满天下，但不入帮，不结党，除非形势所迫，不参与别人发起的什么运动，而且一贯以自己的思想指导自己的创作，很少随波逐流。他就这样误打误撞地成了新文学的小说大师，文学界和他自己都顺理成章地接受了这一现实，没有人觉得有什么不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