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呢?”我问。

　　“二等。这是二等。二等有卧铺。快开车了吧?茶房!”我拿起报纸来。

　　他站起来，数他自己的行李，一共八件，全堆在另一卧铺上——两个上铺都被他占了。数了两次，又说了话，“你的行李呢?”

　　我没言语。原来我误会了：他是善意，因为他跟着说，“可恶的茶房，怎么不给你搬行李?”

　　我非说话不可了：“我没有行李。”

　　“呕?!”他确是吓了一跳，好像坐车不带行李是大逆不道似的。“早知道，我那四只皮箱也可以不打行李票了!”

　　我对面的铺位也来了客人，他也没有行李，除了手中提着个扁皮夹。

　　“呕?!”马裤先生又出了声，“早知道你们都没行李，那口棺材也可以不另起票了!”

　　马裤先生把领带解开，摘下领子来，分别挂在铁钩上：所有的钩子都被占了，他的帽子，大衣，已占了两个。车开了，他顿时想起买报，“茶房!”

　　茶房没有来。我把我的报赠给他;我的耳鼓出的主意。

　　他爬上了上铺，在我的头上脱靴子，并且击打靴底上的土。枕着个手提箱，用我的报纸盖上脸，车还没到永定门，他睡着了。我心中安坦了许多。

　　过了丰台，茶房拿来两壶热茶。我和对面的客人——一位四十来岁平平无奇的人，脸上的肉还可观——吃茶闲扯。大概还没到廊房，上面又打了雷，“茶房!”

　　“先生，您等一等。天津还上客人呢;过了天津我们一总收拾，也耽误不了您睡觉!”

　　茶房一气说完，扭头就走，好像永远不再想回来。待了会儿，开水到了，马裤先生又入了梦乡，呼声只比“茶房”小一点，可是匀调，继续不断，有时呼声稍低一点，用咬牙来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