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我们干这些事，的的确确，都是为了父亲好，虽感到懊悔但于心却无愧。叔祖母和母亲来北京没有几年，就要和父亲共度艰难岁月，相依为命，真是令人难以接受。可是，叔祖母个性坚强，不畏艰难，不怕危险，无论看来有多么大风险临头，她总是咬紧牙关，坚韧面对，毫不顾及自己的安危。情况越险恶，她的意志越坚强。她是我们家的一个擎天柱。她说话不多，但临危不惧，处之泰然。我母亲则以她那与生俱来的憨厚，面对这场她根本无法理解的灾难。她们俩总是想方设法为父亲做点可口的饭菜，用无言的支持帮父亲度过一次次难关，注意父亲不要做出轻生的事。

　　父亲被关进了“牛棚”，我和姐姐也不敢回家，只有她们俩带着孙子过活。我有时冒着风险偷偷地回去看一看，送点钱，安慰一下，如此而已。有一次我回去，正好碰到父亲被放回家准备参加下午的批斗大会。所谓准备，就是要自制一块大牌子，上面写上自己的姓名和身份，如“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再用红笔在自己的姓名上打上个大叉子。姓名要倒着写，表示反动并且已被打倒。他见我来，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我如法炮制，只是在挂的绳子上做了点小手脚，选了根稍粗一点的绳子，以免脖子吃亏。父亲一句话没有说，他表情严肃，正准备应对即将到来的灾难。他虽然念过许多书，走过许多地方，可谓见多识广，但对那场史无前例的疯狂政治运动，除了愤怒之外，也是茫然无知。

　　我和姐姐单位的“文革”运动也开展起来了。我们中止了在安徽的“四清”运动，被调回北京参加“文革”。我所在的原子能研究所，属中科院和核工业部双重领导，运动也是双重的。我当时担任原子能所中关村分部一、三、四、十一研究室党支部书记和赵忠尧副所长的秘书、党总支委员、共青团总支书记。官衔不少，级别只不过是副科级。我没赶上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一段时间，可是一到所里也是大字报迎接。我觉得我还算不上当权派，也有积极参加运动的愿望。可是革命群众总不买我们的账。我们这些所谓中层干部就整天关在屋子里无所事事。我觉得这样不行，就和大家讨论要主动参加到运动中去。大家，包括党总支书记、分部副主任在内的全体干部，都表示让我出头组织一个“中层干部革命造反小组”，以赢得革命群众的信任。二机部的运动比科学院的要落后一些，我们自觉有了底，造反有理，便去核工业部煽风点火，闹革命。就这样到了部里就和那里的造反派组织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二机部革命造反总部”。我由于是中层干部的代表，又来自运动较为先进的科学院，竟然被选进了总部勤务组，成为一个勤务员，进而又被推选担任组长，俨然成了二机部“文革”的重要领导人。从1966年年底到1967年2月，三个多月的时间里我经历了一系列重要事件，直至所谓“一月风暴”夺权后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