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季老那儿，可以走进一条长河。他的历史，是与中国文化的命运史紧相联的，他心中的灯台始终没有熄灭过。

　　我以为，正是这种在伟大的中华文化传统面前，永为"弟子"的虔敬之心，使季羡林能够走出"牛棚"，省视自我，荡涤胸襟，复归本色，获得人格与学术的丰满。丰厚的华夏文化底蕴，使季羡林不迷失于五色，其所言，掷地有声，可作警钟长鸣。

　　在国家元首级的人物面前，季羡林为中国知识分子道出"价廉物美"的心声，在一片颂歌声中，他却说："现在重工轻理更轻文，后患无穷。"

　　"什么'一代示师'，好像听着不入耳。"这是季羡林对人家溢美之辞的反应。

　　有人问："如果给您下一个定义，应该是什么?"

　　他说："我是北大教授，东方学者。足够了。"

　　他还说："对一个人要给他名副其实的定义，他自己心安理得。如果不名副其实，他自己也吃睡不安。好多事情不是这么'说'出来的。什么是'国学大师'?先把这概念搞清楚。"

　　他认为，大概王国维够称作"国学大师"。我所认识的季羡林，从不以所谓"正统"自居。任何异想天开的问题与飞来神思，都可以与他探讨。我曾有许多稚嫩的感觉，在先生那里找到了学术的支持。

　　每次去，无论我说得多么热闹，他总是语重心长地最后来一句："你一定要写东西。"仿佛在招我归来，令我深感自己有"文债"须偿。

　　几回我在朗润园见到的季羡林，都有小猫偎在他的身旁，有时还爬到他的头顶，先生就一动也不动地让它爬。他的儿孙在国外，女儿与老伴相继过世。人非草木，岂不孤寂?其实，先生孤寂，早非一日。多年前我还在海南的时候，先生送过我一本《留德十年》。我知道了他的往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