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梵文··td的音译》(1948)，揭示汉译佛经中用来母字译梵文的顶音·t和·d是经过了·l一个阶段，而t··>·d>l这种语音转变现象不属于梵文，而属于俗语。因此，依据汉译佛经中梵文··td的音译情况，可以将汉译佛经分为汉至南北朝、南北朝至隋和隋以后三个时期。前期汉译佛经的原文大半不是梵文，而是俗语或混合梵文;中期的原文也有很多是俗语和混合梵文，但梵文化程度有所进步;后期的原文是纯粹的梵文。

　　季羡林的这两篇论文在中国佛教史研究领域中别开生面，用比较语言研究方法，令人信服地证明汉译佛经最初并不是直接译自梵文，而是转译自西域古代语言。季羡林也据此提醒国内运用音译梵字研究中国古音的音韵学家，在进行“华梵对勘”时，一定要注意原文是不是梵文这个大前提。

　　在中印文化关系史研究方面，以往国内外学者大多偏重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甚至有论者据此认为中印文化关系是“单向贸易”

　　(one-way-traffic)。季羡林认为这种看法不符合文化交流的历史实际。因此，季羡林在研究中，一方面重视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着力探讨为前人所忽视的中国文化输入印度的问题。他先后写成《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1954)、《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1955)和《中国纸和造纸法最初是否是由海路传到印度去的?》(1957)等论文，以翔实的史料，考证了中国纸张、造纸法和蚕丝传入印度的过程。

　　与此同时，季羡林兼治梵文文学，翻译出版了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1959)、迦梨陀娑的剧本《沙恭达罗》(1956)和《优哩婆湿》(1962)，并撰写有《印度文学在中国》、《印度寓言和童话的世界“旅行”》、《〈五卷书〉译本序》、《关于〈优哩婆湿〉》和《〈十王子〉浅论》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