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医院工作，每当大家议论起医疗体制改革，我便想起为我看孩子的王姨。

　　我认识王姨，是在二十多年前。我刚刚大学毕业，被分配到陕西农村的一个工厂工作。那时是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的营养尚不过剩，王姨不到一米六的个儿，倒有180斤，在全厂几千名职工中，很是显眼。所以我很快就认识了她。

　　她名叫王风莲，她的外表与莲自然是风马牛不相及，但她的品行，她的命运正如风中的一株莲花。她我大十多岁，年青时是车工，后来因为肥胖症调任仓库管理员。无论是作车工，还是作库管员，她都是最称职的，多次被评为标兵、模范。作车工时，加工零件既快，又不出废品，每当遇到难活儿、累活儿，班组长派给她，她总是说“莫麻达”（陕西土话，没问题，好的），从不推辞。作库管员时，每逢上级来检查，同行来参观，厂里都毫无例外地安排到她管的仓库来，因为那里干净而整洁，入库和出库都井井有条。另外，她非常热心，虽然身体笨重，但能与人方便时，从不吝惜力气。所以，我和许多青工都尊称她王姨。

　　工作两年后，我成了一个小母亲，同时调入厂职工子弟学校任教。那时国营工厂已不景气，我所在的工厂已经不能按时发工资，厂子校的老师不时有人停薪留职出去寻找生路。所以留守的老师工作任务就格外繁重。我又要带孩子，又要教课，虽有母亲帮忙，仍然狼狈不堪。但不久，王姨走进了我们母子的生活，直到我们离开陕西，来到上海。

　　四年多，不论春夏秋冬，几乎每天下午，我们家正吃晚饭或刚吃完晚饭，便从楼下传来王姨爽朗的笑声，这时她已经吃好晚饭，收拾停当，从工厂家属区的南头，来到我家住的北头，一边悠闲地织着毛衣，一边与楼下邻居们聊天，等着为我看孩子（在下雨，或寒冷冬日，她便直接敲门进屋）。听到她的声音，我或我母亲，便三二下地吃完饭，抱着我儿子，来到楼下。王姨总是收起毛线活，接过孩子。我们一起逗孩子玩、散步、聊天，直到孩子困了，我们才分开。在此过程中，如果孩子有什么需要，她总是千方百计地满足。孩子渴了，她移动着肥胖的身躯和我们一起爬楼梯，到她家或我家给孩子喝水，孩子喜欢别的孩子的玩具，她会哄那孩子，让我孩子玩一会儿；发现孩子的衣服不合体，她会记在心中，一二天之后，孩子就有了一件合体小衣服。她生活经验非常丰富，爽朗而热情，我们和她在一起总是轻松而快乐的。

　　王姨这样几年如一日地帮我带孩子，难道她很轻闲吗？非也。她每天和我一样工作八小时；她丈夫是个电焊工，因为厂子里不景气，还要在业余时间找打零工，再者，按照陕西的风俗习惯，男人是不做家务的。她的儿子十多岁，是个中学生，忙于升学考试。她还有个寡妇妈住在西安，王姨隔三差五地去看望她。

　　但她是做家务的好手。

　　她儿子小的时候，她和丈夫两地分居。她那时是车工，那是厂子里最繁忙的工种。然而，托儿所的阿姨说她儿子身上从来没有异味，是厂托儿所最干净的宝宝。有个冬天的下午，阿姨发现她儿子尿湿了棉裤，而别一条棉裤也在上午尿湿了。下班后，王姨便把孩子放在被窝里，一边喂孩子哄孩子，一边拆了自己的一件旧衬衣，扯了棉被里的棉花，连夜缝制了一条小棉裤，第二天一大早又按时把孩子送到了托儿所，既没耽误工作，孩子也没感冒。有次工友们到她家串门，闲谈中一个工友说豆角馅的饺子好吃。谝闲传（陕西土话，闲聊）的功夫，王姨就从厨房端出来一盘豆角馅的饺子，请工友品尝。所以，每天下班后，她总是在厂家属院绝大多数职工的前面，料理完家务。

　　王姨只有初中文化程度，但她十分重视知识和文化，看重读书人。她小姨的两个孩子双双考取了大学，后来又到美国去奋斗，这成了她的艰辛生活中的希望，似她头顶上的星星，也成了她永恒的话题。她之所以人成了我们家的朋友，常来帮我照看小孩，与此有极大的关系。她唠唠叨叨地谈她外甥，谈她外甥女，谈她小姨，把那些光荣故事翻来覆去地谈着，一点也不厌烦琐。

　　虽然她每回西安看老娘一趟，总是有些有关小姨一家的新进展，但总体上谈不出什么新鲜花样，正和鲁迅笔下那个不幸的祥林嫂的脾气。厂子不能按时发全工资，又地处农村，职工们自谋生活的路太窄了，大家正为生活发愁，自然没有心思听她这些。而我的爱人是军人，生活有保证，加上她外甥、外甥女的奋斗能引起我的共鸣，能激励我。所以我不嫌烦。加上我和弟弟都是大学生。上世纪80年代的关中农村，大学升学率只有2%，一家考取两个大学生很是稀罕。我家被戏称为大学生专业户，在王姨淳朴的心里，与我家交往，让她十分荣耀。

　　日月如梭，我孩子四岁半的时候，我们母子随军到了上海，至此和王姨阔别。来沪后，陆续也得到一些她的消息：我离开陕西后，厂子更加不行了，不需要库管员了，加上五姨的老妈瘫痪在床，王姨只好在西安的娘家全职照顾老妈。她丈夫在西安打零工，她儿子没考上大学，在西安市康复路租了一个地滩卖服装。有一年的春天，王姨的丈夫出差到上海。几次推辞之后，我带他到医院检查了身体，母亲陪他游览了浦东。他好像忘记了当年王姨对我的帮助，连连说我对他像亲女子（陕西土话，亲女儿）一样。这话到今天都要让我脸红。

　　十年前的初冬，我母亲接到王姨的一个电话，她说她带老妈在医院看病，医生看她气色不好，便给她作了简单的检查，发现她的心脏和肾都有严重问题，要求她立即住院进一步检查治疗。王姨在电话里对我母亲说，我这么壮，会有什么病呢？睡一觉就好了。又过了些日子，传来王姨的老妈过世的消息，王姨的老妈瘫痪在床整整八年，王姨一人服侍，偶尔有请儿子帮助抬一下，从未请过保姆护工。王姨的老妈过世后，王姨去医院看病，被告知心脏要放支架，费用在6万元左右。王姨怕是一辈子都没见过6万元钱。但她很乐观，打电话给我妈，说等攒够了六万元就去看病。

　　二个月后，突然传来王姨去世的噩耗，她在干活时，死于突发性心脏病。我爱人痛心地说，怎么不告诉我们她没钱放支架，我们放不起进口的，放个国产的总还付得起。但以王姨的为人，她怎么会把自己的艰难告诉晚一辈的人。受人杯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没能及时得到王姨病重的消息，在她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没能及时帮助她，是我心中永远的痛，我总以为她那么爽朗、乐观、50几岁的人，不会死。王姨永远活在我的心中，王奶奶永远活在我儿子的心中，王师傅永远活在我母亲和所有受她帮助的人的心中。

　　王姨的儿子长期在西安打零工、摆地滩，没有稳定的收入，也没有西安市户口，三十多岁了，也一直没结婚。王姨去世后的几个月，他经常给我母亲打电话，我母亲远在北京，年过古稀，除了听他诉说，给他语言上的安慰外，并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王姨仅半年后，他也突然离开了这个婆娑世界，死因不详。王姨的丈夫也另娶新妇。

　　王姨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父亲是铁路工人，自己也是工人，堂堂正正工人阶级。上山下乡，只生一个孩子，工作时是标兵，下岗后自谋生路，业余时间是雷锋。无论于公于私，只求奉献，不求回报。她这样一个结局，真是冤哉枉也！

　　日夜祈祷国家的医改，能早日惠及像王姨那样勤劳、本分、善良的普通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