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爱因斯坦便到处宣传他的反战观点。他的和平主义已从局限于文化领域迈向了更激进的原则。1930年，他发表文章《我的世界观》，说：“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让每一个人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敬，而不让任何人成为崇拜的偶像……我完全明白，一个组织要实现它的目的，就必须有一个人去思考，去指挥，并且全面担负起责任来。但是被领导的人不应当受到强迫，他们必须可能来选择自己的领袖……“在人生的丰富多采的表演中，我觉得真正可贵的，不是政治上的国家，而是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个人，是人格;只有人才能创造出高尚的和卓越的东西，而群众本身在思想上总是迟钝的，在感觉上也总是迟钝的。“由命令而产生的勇敢行为，毫无意义的暴行，以及在爱国主义名义下一切可恶的胡闹，所有这些都使我深恶痛绝。在我看来，战争是多么卑鄙、下流!”

　　1931年，他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我首先承认我的政治信念：国家是为人而设立的，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这对科学也适用。“国家应是我们的仆人;我们不应该是国家的奴隶。当国家强迫我们去服兵役时，它就违反了这一原则，特别是由于这种服役的后果就是去屠杀别国的人民或妨害他们的自由。确实，只有在有助于人的自由发展时，我们才应该为国家作出这种牺牲……“有人主张精神裁军应当走在物质裁军的前面。他们还进一步很明确地说，国际秩序最大的障碍是那个被可怕地夸大了的国家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取了一个好听的但却是被滥用了的名词：爱国主义。在最近一个半世纪中，这个虚假的偶像到处产生了很坏的和极其有害的影响。“国家的最高使命是保护个人，并且使他们有可能发展成为有创造才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