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阿城回到北京。刚回去时，阿城觉得街上的自行车风驰电掣，久久不敢过街。后来，他在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谋了个活儿，随后又到公司的《世界图书》杂志当“以工代干”的美术编辑。女友罗丹1973年先回了北京，上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当了老师。罗丹一直在等阿城，经常去看他的父母。那一年，阿城的父亲钟惦棐被错划的右派得到改正，出任中国电影家协会常务理事兼书记处书记及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母亲也恢复了北京电影制片厂党委副书记的职务。

　　得知父亲被错划的右派要被改正的那天晚上，阿城以一个朋友的立场，说出一个儿子的看法：“如果你今天欣喜若狂，那么这么多年就白过了。作为一个人，你已经肯定了你自己，无须别人再来判断。要是判断的权力在别人手里，他今天肯定你，明天还可以否定你。所以我认为被错划的右派得到改正只是在技术上产生便利。另外，我很感激你在政治上的变故，它使我依靠自己得到了许多面对人生的定力，虽然这么多年对你来说是残酷的。”1979年，阿城开始帮父亲撰写《电影美学》，抽空还给北岛、芒克等人办的民间文学刊物《今天》画插图。同年，他和黄锐等人一起办“星星美展”。展览破了中国美术馆的纪录，参观人数超过10万人。

　　后来，阿城和罗丹结婚了。借了同事的一间小屋暂住，就在北京美术公司对面，是20世纪60年代修建的简易居民楼，12平方米左右，设施简陋，生活不便，做饭得用煤油炉。写字台上方，挂着一幅阿城临摹的意大利名画。

　　阿城爱子，溢于言表：“儿子还小，但已懂得吃他认为好的东西。他认为好的东西真是好东西，而且不便宜。可为父之心，自然希望儿子把世界上的美味都吃遍。带他去吃冰棍，3根冰棍几分钟便被吞下去了，他眼神凄凄地望着我，哆嗦着说‘还要’。我就想，等我写多了，用稿费搞一个冰棍基金会，让孩子们在伏天都能吃一点凉东西，消一身细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