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和书的故事

时间:2021-08-31

  买书,说得确切一点,是看书,到书店看书。

名人和书的故事

  55年前,1936—1937年,我在省城的一个私立小学读书。省城在京沪线(现在的沪宁线)上,上海出版的新书杂志,到得恨快,日报傍晚就可以看到。

  城外比城里热闹,店铺、茶楼、火车站、轮船码头,都在城外。北伐以前,城外还有英租界,小时候我还见过租界的铁栅栏,租界里有个海关。

  西门大街有家新书店,过去一点,是大舞台戏院,从北平、上海“重金礼聘”来的名角,在这里登台。有一年,南京国立戏剧学校,在这个戏院演出话剧《视察专员》、《狄四娘》,前者是果戈里的名剧《钦差大臣》改编的,女主角叶仲寅,就是现在的叶子,是我头一回看到的正式的话剧演出,印象很深。

  戏院隔壁有家炒货店,看戏的人在店里买包瓜子或花生米带进戏院,边吃边看。十一点散戏,炒货店门口汽油灯还煞亮,看戏的人又买包油炸蚕豆瓣什么的,做下粥的小菜,带回家宵夜。

  我常去的是那家书店,放学路过,总要进去看看有什么新书杂志,有好看的,从架上抽下来,站在书架旁边,看它半个来小时。这家书店,新文艺书比较多,除了商务、中华这两家老牌子书局,上海的一些出版社,现代书局、良友图书公司、新中国书局、生活书店、开明书店、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新书,大多都有。北新书局、亚东图书馆早年出的书,也还有一些。成套的书,像生活书店的“创作文库”、“小型文库”,良友图书公司的“文学丛书”、“良友文库”,文化生活出版的“文学丛刊”、“文化生活丛刊”,一溜摆在书架上,挺馋人。现代书局、新中国书局也各有一套文学丛书,封面看上去蛮舒服。

  我买不起书,除了开学的时候,跟爸爸多报几毛钱文具费,再加上过年的压岁钱,买几本书,只能在书店白看,一本本看,看完一本再看一本。现在还能记得起看过的书,像张天翼的《蜜蜂》、《团圆》,茅盾的《春蚕》,巴金的《砂斗、《电椅》,施蛰存的《上元镫》、《梅雨之夕》,穆时英的《南北极》。巴金翻译的《俄罗斯童话》、《门槛》,也是站着看完的。平日,顾客不多,也就两三个人,有时就我一个看书的。快到年底,就热闹起来,店堂里挂出了贺年片,小学生挤在柜台前面,挑挑拣拣,吱吱喳

  喳。

  三开间门面,宽敞明亮,门口没有橱窗,早晚上下门板。冬天,风往里灌,店堂里冷飕飕的;天好,阳光照进来,暖和一些。

  有三个店员,从不干涉我看书,不像有的书店,用眼睛盯着你,生怕你偷书,你看久了,脸色就不大好看。

  书店老板姓杨。后来在武汉,李公朴先生跟我谈起,说认得这位杨老板。李先生年轻时在镇江的一家百货店当过店员。

  店员之中有一位年轻人,书生模样,年龄跟我小学老师相仿,20来岁,后来熟了,我叫他“贾先生”。那时候,还不作兴叫“师傅”,更没有叫“同志”的。

  贾先生人挺和气,用亲切的眼光看我这个小学生,渐渐攀谈起来,谈些什么呢?现在一点也记不起来。年轻人关心的职业、婚姻这些问题,贾先生不会跟我这个小孩子谈,多半谈喜欢读什么书,哪些书好看。再就是谈学校里的事情。我读书的那个学校是回族人士办的,贾先生是回民。

  还有一个谈话题目:国难问题,日本人侵略中国,抗战抗不抗得起来。就这样,我跟贾先生成了忘年交,他大我11岁,把我看做小弟弟,可是在我心目中,他是先生。

  去年6月16日,贾先生在来信中说:“忆昔约为1934年前后,我们相识于镇江书店,每周六,你来买生活周刊,那时你在我印象之中,是个好学深思的清秀少年。我也不过甘二、甘三岁。”

  孙女听我念信,笑了起来:“哼!还清秀哩。”是啊,她看到的爷爷,是个又干又瘪的瘦老头儿。奶奶却说:“你爷爷是清秀。”不花钱看书,可是韬奋先生主编的《大众生活》(后来是《生活星期刊》)

  这本杂志,我是每期要买的,事过几十年,贾先生还记得这件事。

  《大众生活》、《生活星期刊》虽然只有薄薄的十几页,得买回去细细看,反复看。它用大量篇幅报道北平学生爱国运动,每期有四面新闻图片,不仅内容吸引人,编排也很出色,还有金仲华、蔡若虹编绘的“每周时事漫画”。有一期封面,是一个拿着话筒的女学生,站在北平城门口演讲,标题是:“大众起来!”后来知道女学生名叫陆璀。50年代,在东安市场旧书店买到一套《大众生活》,我把这一期送给了陆璀,老大姐十分高兴,如今她也满头银丝。

  《大众生活》、《生活星期刊》四分钱一本,合十二个铜板。家里每天给我四个铜板零用钱,我用两个铜板买个烧饼当早点,一个礼拜积余十二枚,正好够买一本杂志。

  在书店看书,我特别当心,决不把书弄脏弄皱。放学以后先把手洗干净,再到书店看书。看到哪一页,也不折个角,记住页码,下回再看。后来,贾先生到国货公司文具部当店员,文具部兼卖杂志,我也就跟过去看杂志,《光明》、《中流》、《读书半月刊》、《生活知识》这些杂志就是在那里看的。我只在文具部买过一支“关勒铭”自来水笔,我的第一支自来水笔。

  1937年冬天,日本人打来了,我们俩都逃难到汉口,又遇上了。过了年,读书生活出版社收留我当了练习生。我向黄洛峰经理引荐贾先生,黄经理听说他在书店做过事,他也进了读书生活出版社。

  这一年我才15岁,黄经理能让我介绍一位朋友进出版社,实在高兴。贾先生在出版社没有待多久,他要到战地抗日,报考了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军校,从此分手,一别就是50几年。黄经理还常常谈起他,问我:“你那位好朋友在哪里?”我不知道,虽然我很想念他。现在看了他的来信才知道,他在受训以后,被分配到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军报科,也就是陈诚、周恩来任正副部长,郭沫若任厅长的政治部,以后被派去西北办报,一直从事新闻工作。1949年去台湾教书,现已荣休。

  时隔半个世纪,我们又怎么联系上的?

  去年4月,香港一位诗人打来电话,问我可认识一位姓贾的老乡?我立即想起了他,准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