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父尚小云献身于京剧事业,创立了“尚派”艺术,与梅、程、苟诸公,同被誉为“四大名旦”。他艺术生涯中的几件小事,使我铭心难忘,常念不己。
“有求必应”
三十年代的一天,侯喜瑞先生向父亲提出:“在京的回族人打算设一所回民中学,为筹办资金,希望京剧界能演两场义务戏。”父亲一口答应出头承办,并且亲自出马邀请各位名家。父亲除了自己参加两场演出外,又安排了他领导的“荣春社”义演一场。他亲自过问演出账目,把所有收入分厘不差地转交上去,却自己掏钱支付了跟包的工资。不久回民子弟就读的“穆德中学”建成了,董事会考虑用某种形式向父亲表示感谢,侯先生感慨而又幽默地说:“给他挂牌匾——‘有求必应’”!
深夜排戏
我十三四岁的时候,父亲新排了《李三娘》,由我配演咬脐郎,计划首演三天。第一天演出即告成功,剧场观众气氛热烈,后台同人也称赞不已。就在这天夜里,父亲把我从梦中叫醒,要我排戏,而且是排刚演完的《李三娘》。我实在困惑不解,但父亲的脾气我是深知的,只好听着他讲:这儿怎样改,那儿如何做。随着父亲的指点,我才逐渐领悟了他的意思。原来他并不满足于首场演出的第一炮打响,而是根据舞台实践的新体会,对“井台会”场戏要加工修改。于是我们父子两个,在夜深沉、人熟睡的时光里,把这场戏仔细改动,反复试验,直到东方发白,处理停当,父亲才放心让我去睡。第二天晚上,我们按新路子演出,观众反映果然比第一天更为强烈。有位本来不赞同改动的管事先生,讪讪地说:“我原想头天唱的挺好,马上又改,有点犯不上,没想到……。”父亲郑重地说:“唱好了确实不易,可台上的玩艺就应好里求精!”
十二个“屁股座子”与五十遍“下场”
父亲自己对艺术严肃认真,对子弟也是同样要求。他排演《白罗衫》时,有一个难度很大的倒身“屁股座子”。排一练时,李甫春师弟爱护师父,一再劝说父亲不用做了,说说“法儿”就行。父亲不同意,他毫不惜力地一次又一次连走了十二个“屁股座子”。
与此对比,我做得就不够了。一次,我们“荣春社”演出《连营寨》,由于大雨倾盆,上座不佳。戏快到结尾时,雨势更猛,我扮演的赵云刚出场,观众就纷纷退场了,打鼓先生也直催赶快终场,我便把该耍的“大下场”改了个“小下场”,草率耍完,匆匆下台。谁料想父亲正在剧场后排考查学生演出是否懈怠。止戏后,我刚进后台,父亲早已乱棍打来。多亏众人解劝,打鼓先生也做检讨,父亲才停住手,但要罚我连耍五十个“大下场”。我忍着疼痛和疲劳,身上大靠、盔头、厚底一样没减,一口气耍了五十个“大下场”才算完事。父亲严厉地告诫我:“从此记住,哪怕台下只剩一位观众,决不许泡汤!”
事情过去四十多年了,父亲对我的严厉告诫我始终牢记心上,并经常讲给我的学生听,让他们从小就树立起对事业认真负责的严肃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