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回到了上海。在“八一三”以后，一同参加了一个战地服务队，到过台儿庄和徐州，参加过激烈的战斗。在徐州脱围回武汉的途中，先生的秀有了孕。虽然用尽土法打胎，没有成功，因而也就只好一同退出了团体。由武汉的撤退，经过了长沙的大火，辗转由桂林贵阳而步行到重庆。这是1938年年底的事。1939“五三”“五四”重庆大轰炸给了苟且偷安的重庆市民很大的威胁。音乐家的左腿就在“五四”那一天被一个炸弹的破片炸断了。那时候他的秀生下一位女公子才满两周月，她为了要救护自己的丈夫，仓皇地把女儿递给了在慌乱中逃警报的人，那样就作了永远的生离。失掉了腿的先生在医院里住了整整两个月，性命虽然保着了，但因失血过多，营养不良，又染上了肺结核，以后便永远地荏苒床席了。

　　不幸的遭遇还没有达到它的最高峰。世间上确好象有这样的一个恶魔在作弄着他们，要使得他们证明这个地上乐园确实是恶魔当道。秀是很美貌的，她不仅是音乐家眼中的亚佛洛季蒂，她那希腊雕像式的面貌和身材使她的一位同乡，美国博士，在做着一座民间银行的秘书，也把她选拔了出来，作为花瓶供奉。她以一个人的力量养着他们夫妻两人，生活是不成问题的。但这位东方的亚佛洛季蒂却真象是一尊雕像。秘书几次约她去南泉或北磅洗温泉，她拒绝了。几次邀她去看电影的日场，她也拒绝了。而她在1942年的冬天，却偏偏去参加了一次文化人的集会，被人怂恿着更参加了《黄河大合唱》。这使秘书抓着了机会了，一顶红帽子便把花瓶扔出了乐园。

　　失业的危险早在预料中的，倒也并不那么苦痛。好在他们的生活本来简单，摆摆地摊，变卖所有的衣物，再做些零碎的小食生意，尽管物价每天每天在那儿高涨，倒也可以勉强应付。但不幸在三年前的秋冬之交，音乐家又感染了普通的流行感冒，更转成了肺炎，经一位美国博士的诊断，只有打盘尼西林针才可以有救。盘尼西林在那时才到重庆不久，博士索价十五万，而且还有先付。当时的十五万要当今天的二百五十万了，一位失业的女人哪里有这么多的钱?朋友吗?谁又能凑集得那么多?何况那年的秋冬之交正是日寇作最后的挣扎，打通大陆交通线，扫荡着湖南广西，大批的难民在朝重庆涌来，重庆的人们也正准备着作难民的时候!这怎么办?有一条捷近的路，但那路是很危险的。那便是走向银行秘书那里去向他借钱的路。她苦闷地踌蹰了。但终于为了爱，为了要救自己的先生，她抱着舍身饲虎那样的心，却依然腆怯地走了那条路。钱是借到了，十五万。秘书当场取了她的抵押，便是她的贞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