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就牵涉到评论角度问题，以往对《女神》的评说，一般都是从两个角度进行，一是思想内容方面，即考察《女神》如何体现反封建以及改造社会的要求，如何代表“五四”的声音，等等。常见的对郭诗的基本主题作摘句式的归纳，以及对郭诗中“自我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分析，都特别注重内容和思想倾向[1]。这种评论能抓住时代精神特征，却不一定能充分说明《女神》能为“五四”读者所欢迎的原因。其实，《女神》是诗，在思想内容方面很难说提供了什么深刻的东西。若论反封建求进步的思想激越深入，“五四”读者大可不用从诗中去求觅；而且类似《女神》中归纳的那些思想主题，在当时的各种激进的作品中比比皆是，可见《女神》引起轰动的原因远不止于思想内容。

　　那么，是否再加上形式因素，就可以作完满的解释了呢？也不一定，以往许多论著都高度评价《女神》形式上的创新，特别指出其在自由体诗的建立上所作出的典范性贡献，这是对的。若要考察新诗形式的流变，“郭式自由体”自然是重要的一环。但谁都不能否认，富于独创性的《女神》毕竟又还比较粗糙，形式上并不完善。郭沫若开一代诗风，《女神》成为现代自由体诗的发端，然而郭诗那种“绝端的自由”的写法，也带来过于散漫的负面影响。这又可见，思想内容加上形式因素的评论，虽然可以自成一说，却仍未能充分解释《女神》在“五四”能迅雷闪电般征服整个文坛的原因。现今一般“文学史的读法”很想复原《女神》的精神，因目光多限于思想主题加自由体诗形式等方面，所以终究难于感受其巨大的艺术魔力。

　　我想其魔力应从作品—读者互动互涉的关系中去找，不能只着眼于作品本身。这里必须强调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女神》激发了“五四”读者的情绪与想象力，反过来，“五四”读者的情绪与想象力又在接受《女神》的过程中重塑《女神》的公众形象，或者可以说《女神》是与“五四”式的阅读风气结合，才最终达致其狂飚突进的艺术胜境的。《女神》魔力的产生离不开特定历史氛围中的读者反应。《女神》作为经典是由诗人郭沫若和众多“五四”热血青年所共同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