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忘不了我读当时那些轰动一时的报道时拍案而起的气愤。原来，顾城和他的妻子谢烨最初是1979年在上海至北京的火车上偶然认识的，因有共同的文学爱好而相爱。顾城曾说，“我觉得她代表光明，我和她在一起总有一种光明感，就像她第一次来我家那样，我眼前闪烁着一片光明，但是，久而久之，我发现，她并没有光明，也不是一个奇迹，而我是一个非常喜欢新奇的人。”后来，这个“非常喜欢新奇的人”，和给他“光明感”的妻子，到了新西兰的奥克兰附近的激流岛上一起生活。但并不幸福，顾城由于第三者的介入移情别恋，不但和谢烨闹口角，还殴打她。1993年10月8日，37岁的顾城用斧头恶狠狠地砍伤35岁的谢烨，然后自缢在一棵树上。谢烨被人发现倒卧在一条小路上，送到医院后不治身亡。

　　顾城死后，舆论一片哗然。有人说顾城之死，是诗人之死，是诗人的神经质造成的。也有人认为顾城既是一个自恋狂，又实在是一个施虐施暴者，暴露了一种霸权本质。但就是在报刊上看不到有人抨击顾城丧心病狂的杀人罪恶。我马上给报刊写文章，指出我们必须尊重生命，维护生命的权益，重视人格的现实意义，人格的完善和塑造，不能因为杀人凶手是诗人就可以在媒体上混淆视听，颠倒黑白，抹煞美丑善恶的区别。我还问：现在媒体如此袒护顾城意味着什么?对人们特别是正在成长中的青少年是不是有副作用?但是，也许人微言轻，我的文章如石沉大海，杳无声息，使我久久为之不解，久久难以平静。我终于明白，顾城其人笼罩在诗人的璀璨光环之下，只能吹捧而不能指责。我于是怀着满腔的郁闷，退而求其次，将我的一连串疑问倾诉在我的一本书里：

　　“这个顾城岂不是玷污了诗人的桂冠?诗人是歌唱生命的人，本身就应该热爱、珍惜、呵护生命。但顾城不仅对自己的生命弃之如敝屣，而且心狠手辣地砍死和他非但无怨无仇还相依为命的妻子，这不是把妻子当奴隶当猪狗，可以随意地生死予夺?诗人的品质可以这样低劣吗?这样品质低劣的人也算是个诗人吗?奇怪的是，当时报上悼念诗文发了一篇又一篇，后来还出版了纪念文集。这就使人更为纳闷：难道顾城成了杀人凶手还是桂冠诗人吗?难道可以把顾城的杀人行为仅仅看作诗人情绪冲动的结果，而不是道德败坏，应该送上道德法庭审判吗?难道因为顾城杀人后自杀了就可以不受谴责了?到后来，顾城越发哀荣了，不少人为他捧场，出了种种主意，还说他的确是一个诗的灵魂，他的忧伤美如诗画，他的情感世界闪烁着童话一样的灵光。我不知道这些人怎么想的，心中有没有道德和文明的天平。” (《生命美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