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著名的诗人沦落成为杀人者的顾城，让人们非常的震撼，也非常的遗憾。那么，他为什么会这样呢?他是不是存在着“两个极端”呢?今天，就来谈谈两个极端上的“顾城”。

　　从童话诗人到杀人犯，无论是顾城本人的生命还是评论界对顾城的评价，都出现了两个极端，拥护顾城的人把其捧上诗歌的王座，贬低顾城的人则将其称作恶魔。站在文艺与道德的两座山峰上，“诗如其人”已经不能确切地用到现实当中。或许是顾城的诗本就血腥，却被世人误解，或许是人都有善恶两面，一面的消失能暴露另一面的原形。

　　就我个人而言，我对顾城的诗是极其喜爱的，我不相信顾城是个嗜血成性的人，也不相信顾城诗中的“小花”“小草”是在血泊中生长的。我不否认顾城杀妻的事实，也不否认顾城应当受到道德的谴责，我否认的是那些极端的批判态度。

　　二十年前的事我就不提了，我来讲讲现在，一个应当反思诗歌与道德的关系的现在。前些日子姚全兴先生在《文学报·新批评》第58期发表了《请摘去顾城璀璨的光环》一文，文中对顾城的指责以及对诗人应当有道德心的建议是相当正确的，就是批判的怒气过了点，难以打动人心，甚至让人找不到主题。按照姚先生的《请……》一文的开头对纪念诗人顾城的活动的描写，以及文章最后对诗歌理想国的设想，就像是去纪念顾城的人都为尊者违，都要因此被赶出诗歌界才行。我觉得这大可不必，我相信参加诗人纪念活动中的人都是善良的文人，举行诗人的纪念活动不是罪过，无可厚非，如果硬要拿过去的杀人过错来全盘否定，我就不知道这恰不恰当了。太阳的光环是它自己的，摘不去，星星的璀璨是太阳给的，灭不了，姚全兴先生想要摘去顾城的光环，那得把顾城的诗歌销毁，不然就只能把读者的眼睛刺瞎。

　　在《文学报》的一篇文章里，也就是姚先生的《请……》一文下面的艾华林先生的那篇文章里，有这么一句话——文学评论家一味的唱赞歌，或则一味的批评挑刺，这只能让文学批评偏离正常的轨道——讲得实在是太好了，由此让读者我觉得姚全兴先生在道德上的指责过多，而就事论事的精神也显得淡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