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范成大仕歴三朝，但其实际仕宦生涯却与孝宗一朝相始终。周汝昌先生在《范成大诗选·前言》中将其一生划分为五个时期，约略每个时期均为十年，这是从其文学创作风格来划分的。一是连遭亲丧，苦读昆山，十年不出；二是习举业，第进士，初宦徽州司户；三是知处州及杭城为京官；四是出镇桂、蜀、明州、建康，期间曾参大政；五是奉祠退闲，虽其间也两度出仕，但一为半途而废，又一仅逾月而罢。关于这后四个时期成大的仕歴、政绩，已概括如上。成大这五个时期的文学创作特点，周汝昌先生《诗选》已作了十分贴切的分析和概括，当然还有于北山先生的遗著《范成大年谱》[９９]也有详尽而全面的记述，此勿再赘及。这里仅介绍一下范成大的著作及其流传情况。

　　范成大的创作生涯开始很早，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写下了大量的诗词文赋。幸运的是在他晚年，手自编定了他自己的编年体文集——《范石湖大全集》，这部书后来被打散收入了《永乐大典》；不幸的是，《大全集》今已不复存于天壤之间，这不仅是范成大个人的悲剧，也是宋史及宋代文学史研究的巨大损失。同样博学的石湖挚友——南宋四大家之一的尤袤，其《梁溪集》及《遂初稿》（合计140卷）亦已丧失殆尽，均为非常惋惜而无法弥补的遗憾。范成大现存诗三十三卷，近二千首[１００]；赋一卷，凡六首，楚辞四首；词一卷凡八十九首；（孔凡礼先生从《诗渊》补辑八首，是否均为范词，尚俟考定。）各体文迄今以即将刊行的《全宋文》所收为备，约三百篇左右（其中有不少为仅存数句的残文）。成大佚诗文还颇有辑佚的馀地，笔者搜辑所获“两全”失收的佚诗文已各数以十计。

　　成大的著作存佚情况大致如下：⑴《范石湖大全集》，在《大典》中出现的《石湖范成大集》、《范至能石湖集》等均为《大全集》异称，《大典》编者在称引书名上十分随意混乱。《神道碑》称：《石湖集》为一三六卷，初效王筠，“一官一集”；其编次今从《大典》所引诗集名及《范集》诗注中尚可见一斑。即使北七十二绝乃《北征小集》，自苏赴桂途中诗为《南征小集》，离桂入蜀诗则《西征小集》，陆游有序，《东征小集》则出蜀东返途中所作，凡诗一一一首。其在行在杭州为馆职时所作编为《甲稿》，桂林诗结集为《乙稿》，成都诗则编为《丙稿》，明州、建康诗则应为《丁稿》，而他淳熙五年六月*参知政事，提举临安洞霄宫家居至七年二月起知明州前诗凡六十六首，编为《洞霄集》[１０１]。这种一地一集的编辑法与今存之《诚斋集》如出一辙。这里有两个问题仍须讨论和澄清。其一，周必大和陈氏《解题》、《宋史·艺文志》、《文献通考·经籍考》均著录成大《大全集》为一三六卷，但其子莘、兹之跋则称一三○卷。这有两种可能：成大手自编定的《大全集》或包括诗文以外的杂著六种，卷为一种，恰合一三六卷；或周必大所称一三六卷乃包括附录六卷而言。另一种可能为莘跋在传写过程中脱去一“六”字，但莘跋称“诗文凡百有三十卷”，则似后者可能性很小，这一百三十卷仅为诗文，不包括后来单独刊行的杂著。《范集》所附杨万里序，于成大去世次年，即绍熙五年（一一九四）已撰成，范莘、范兹之跋则成于嘉泰三年（一二○六）十二月，时家刻本寿栎堂本应已刊成。或许范莘兄弟家刻本原来就为一三○卷，因为据《宋志》著录宋代还存在一个《石湖居士文集》，注称“卷亡”，另有《石湖别集》二十九卷。明初《文渊阁书目》卷九著录范至能《石湖居士文集》一部六册，已残；《脉望馆书目》著录相同，或照抄前者。这一《居士集》篇幅尚不及三十四卷本《诗集》八册，则可判定是残本。

　　《石湖大全集》乃编年体，值得注意的是黄震《黄氏日钞》卷六七摘抄石湖诗文中有关于宋本《大全集》的编次记录。如黄氏称：“〔第〕二十卷，公出蜀时诗”，与今传本第十九卷相合；黄又说“二十一卷，（还）〔怀〕直玉堂与还吴时所作”，与今通行本第二十卷相合。卷帙前后次第相差一卷，乃宋本卷一为赋六首及楚辞四首，今本已移至卷三四所导致。即前二十一卷，今本仍宋本编次之旧。但令人费解的是：黄氏所说卷二十二至二十六，“多帅鄞（明州）所作……至金陵而诗少”；但核今本，仅卷二十一为明州诗，卷二十二为建康诗，即与黄氏所见宋本卷二十二至二十三相对应。而二十四至二十六卷（即今本二十三至二十五卷）均为奉祠家居姑苏诗，如果不是黄氏误记的话，则明州诗佚失有三卷之多。所以即使是石湖诗，仍有较大辑佚的馀地。关于石湖文，黄氏称：“五十一卷以后，皆帅蜀时奏札”；“第百四卷，诸启多可读者”，“第十七册两卷亦启，皆贺政府者，文尤雄雅。”据此可知，石湖书启至少有三卷以上，如果其后之文仍为二卷一册的话，则其馀二十四卷至少还应有十二册，一部百三十卷的《石湖大全集》应在三十册左右，其中诗为六册，文为二十四册。黄氏还说：“上梁文语多雄壮（自注：百九卷）”，“圣节疏亦多好（自注：百十卷）”；儘管《大全集》已佚，但其规模、编次、卷第约略可见，关于这一点，因前人从未述及，故特为拈出。

　　⑵《吴郡志》，又称《吴门志》五十卷，范成大纂，预其事者则龚颐正、滕宬、周南[１０２]。此书曾有著作权纠纷。因某人求持某事入志而弗果，遂造为谤语，称此书乃非出石湖手笔[１０３]。直到三十年后，李嘉言之子李寿朋出任平江知府，因乃父尝为成大幕僚，亲见成大主持修志事乃确凿无疑，遂于绍定二年（一二二九）付梓刊行，因志断限于绍熙三年（一一九二），又命校官汪泰享等增补其后之大事入志。今传本之《牧守门》有宝右三年（一二四四）记事，则重刊时又有个别内容补入。范志成书以来即享有盛誉。赵序云：“条章灿然”，“辞与事俱称”；明人王鏊《姑苏志·序》则曰：“范志竣而整”。《四库提要》卷六八又亟称是书引书多注明出处，注中又有类注，实乃“著书之创体也”。即使对范志颇有微词的清人章学诚也认为：此书“文笔清简”，“编次雅洁”；宋人方志首推范志及罗愿《新安志》。笔者以为他们对范志的评价仍有偏颇之处。首先，范志保存了大量宋代以前的诗文，成为今人辑佚吴郡文献的渊薮和校勘的宝山。如《全唐诗》、《全唐文》，《全宋诗》、《全宋文》的编辑于此获益良多。其次，《水利门》保存了完整的宋代苏州水利史资料，至今犹能提供借鉴；关于寺、观的诗文，不仅是园林建筑史上的宝贵资料，也是宗教史上佛、道两教的重要史料；《人物门》的设置，足补史传之缺；其《官宇门》收录的浙西提刑司、提举司题名是惟一浙西路监司长官的完整记载，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其关于太湖、虎丘等的记载，为今天旅游资源的大规模开发，提供了有益的谋谟。最后，范志作为创例性的一郡巨典，为其后宋元方志及明清姑苏方志的修纂提供了一个范例，其规模、体例皆不能出其右。

　　⑶《揽辔录》一卷，此成大使金时日录。《四库全书》因其敏感的民族关系，又涉及清人远祖女真，故不收此书。陆游对此书极为推重，称此书对女真国内事“皆究见本末，口讲手画，委曲周悉”；“虽虏耆老大人，知之不如是详也。”对成大博闻强记由衷钦佩，对此书倾注的爱国情结则尤为心领神会，以诗抒写其读后感云：“公卿有党排宗泽，帷幄无人用岳飞。遗老不应知此恨，亦逢汉节能沾衣。”[１０４]可惜此书已非完本，从黄震《黄氏日钞》卷六七引用三条佚文及李心传引用十四条佚文来看，此书之佚文当不少于今传本的内容。而且，史料价值很高，著名史学家李心传所引多据以驳正《中兴遗书》、《中兴小曆》诸书之误；对成大出使未久，对金人“履历之详如此”表示由衷的肃然起敬[１０５]。

　　⑷《骖鸾录》一卷，此乃成大自姑苏至广西桂林沿途所撰日记体游记。书名为化用韩愈诗“飞鸾不暇骖”[１０６]而得名。此书对途中山水景物写来要言不烦，涉笔成趣；景换笔移，错落有致，如数家珍。与《石湖诗集》卷十三所存四十三首纪行诗相互发明，详此略彼，组成一卷动人的风情画卷。体现了成大丰富的学识和过人的文学才华。过严州，见来自歙州的杉排毕集，深歎商旅重征之苦；还记载了一些“交易甚伙，可敌壮县”的镇市，如湖南株州的储州，往往位于交通要衝，从一个侧面见证了宋代商业经济的发达与繁荣，毋愧史笔。

　　⑸《桂海虞衡志》一卷[１０７]，此乃成大沤心沥血“时念昔游”的力作。成大以病弱之躯自桂之蜀，途中歴四月有馀，凭记忆撰写以桂林为中心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自然风物，山川名胜，风俗民情，社会文化及边疆贸易等情况。此书足以备考证，广见闻，给后人留下历史地理、边疆地理、社会史、民族史、自然科学史、中外贸易史等多方面的极可贵资料，不失为一部小型的博物事典。宋人援引者极多，颇受好评，又为历代学者所重视。稍后，成大幕僚周去非援其例撰《岭外代答》，许多资料取自是书。清人檀萃有仿作《滇海虞衡志》，足见成大此书影响之大。后世是书屡被传刻，刻本有数十种之多，此书也传到了海外，今藏日本已有十四种版本之多，且有和刻本流传。可惜此书已在明代散佚，今传各本无一完本。仅《志蛮》即可从《通考·四裔考》辑佚近万字。四库馆臣明知《大典》中所收录已逸出四库本甚多，却不去辑佚，殊无识。今有齐治平、胡起望、孔凡礼等点校本行世，惜均有欠精审，且仍可补辑佚文多条，孔本最晚出却问题较多；就校注水平而言，以胡本为最，惜手民误刊实在太多。仍有必要整理出一个比较完善的新本。

　　⑹《吴船录》一卷，今通行本为二卷，乃后人所析。内容及评价前已略述，今仅补充二点：其一，是书独家记载宋初释王继业赴西域行程记，是佛教史和中外交通史上极为珍贵的史料，体现了作者极深的佛学素养，在他的诗及诗注中，这种学养和功力也随处可见。其二，书中记青城山上清宫之游，概歎为“天下伟观”；对归州一州两属，蜀道之难，麻线之厄的记载，均可补史料之缺。正如《四库提要》所评价的那样：“于古迹形胜，言之最悉，亦自有考证。”成大这几部日记体行记表明他是中国古代史上不可多得的杰出地理学家、民俗学家、社会学家。很少有人达到他那样高的造诣和深厚的学养及文字功底。

　　此外，范成大还有《范村梅谱》、《菊谱》及《太湖石志》各一卷，今存。他的《成都古今丙记》十卷，敍述杭州典故的《日录》[１０８]及诗集《三（英）〔吴〕杂咏》[１０９]、与游次公等在桂林的《倡酬诗卷》[１１０]等均已佚。

　　范成大生前故后，其人品学问、道德文章、政绩著作，获得时贤后人的高度评价。如他的同年挚友杨万里称：中兴以来，“知政几二十人，求天下之所谓正臣，如公才一二辈”[１１１]；是说他的政绩、人品为中兴翘楚。就学问、文章而言，颇为自负的杨万里，视范成大为唯一的畏友而“只主先生一瓣香”[１１２]；他对成大的文才、著作有如下评价：

　　公风神英迈，意气倾倒，拔新领异之谈，登峰造极之理，萧然如晋宋间人物。

　　公训诰具两汉之尔雅，赋篇有杜牧之刻深，骚词得楚人之幽婉，序山水则柳子厚，传任侠则太史迁。至于大篇决流，短章敛芒，缛而不酿，缩而不窘，清新妩丽，奄有鲍、谢；奔逸隽伟，穷追太白。求其隻字之陈陈，一倡之呜呜，而不可得也。今四海之内，诗人不过三四，而公皆过之无不及者。予于诗，岂敢以千里畏人者，而于公独敛袵焉！

　　文末颇为慨歎：“人琴今俱亡矣，《广陵散》今此声遂绝矣！”[１１３]可谓推挹备至。

　　无独有偶，成大的另一位挚友陆游对成大的定评是：“勳劳光竹帛，风采震羌胡。”“速死从公尚何憾，眼中宁复见此杰！”[１１４]爱国诗人的心是相通的，陆游誉之为人杰，亦无以复加矣。宋人黄震对范成大也推崇有加，他的《黄氏日钞·文钞》唐宋仅录十家。唐宋八大家中苏旬、苏辙落选，仅六家；其馀四家为北宋黄庭坚、两宋之际汪藻、南宋仅范成大、叶适两人。姑且不论其选择标准当否，但范成大为宋代一流作家则无疑。黄震曾说：“公喜佛老，善文章。纵迹遍天下，审知四方风俗，所至登览啸咏，为世歆羡，往往似东坡。”[１１５]这种评价应该说颇有见地。

　　钱锺书先生则比较推崇石湖以《四时田园杂兴》为主的田园诗，认为比之陶潜实有过之而无不及，主要在于对“百姓痛苦的体会”及同情，对“官吏横暴的愤慨”。又论其诗风格为轻巧，遣词造句较杨万里为“规矩和华丽”，不及陆游“匀称和妥贴”，对他好用僻典和“多用释氏语”进行了批评，但仍不能不钦佩石湖学问的“奇博”。称之为黄庭坚以后、钱谦益以前用佛典最多最内行的名诗人[１１６]。对范成大诗作出全面评价的当首推周汝昌先生。他认为范成大的诗忧国忧民，“政见是站在端人、正义、爱国这一边的，颇有史笔”；尤其推赏使金七十二绝，乃成大“最好的组诗之一”。笔者也认为：这一组诗的思想内涵，艺术成就应在《四时田园杂兴》之上。周先生还认为，范成大的山川行旅诗“真切细緻、清新丰富”，十分“充实”。又论范成大身为高官，却留意并同情农民及贫苦市民的悲惨生活，“愿为喉舌的精神”，“难能可贵”。对范诗的艺术特色，周先生也作了十分精闢的概括，其一，“清新俊逸”，“富于变化”；其二“平浅易晓”，“清圆便婉、明淨流美”。成大转益多师，“几乎向所有历代著名诗人学习”，却尤锺情于取法元白、张王。[１１７]这与《四库提要》“追溯苏黄遗法，而约以婉峭，自为一家”之论同样是颇具见地的。叶茵评以“千古湖山人物，万年翰墨文章”；张鎡称他“事业文章两足尊，南北东西曾遍歴”；龚明之则云“范公文章政事，震耀一世”；[１１８]平心而论，均不失为对石湖的盖棺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