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唐灿如群星的诗人群里，只有李白堪与杜甫比肩。在李白的年代，社会安定，万国来朝，人民安居乐业，国力达到极盛，整个社会充满信心，从唐僧取经的故事看到，边疆蕞尔小国无不以大唐为尊，诗人们感受到的正是这种蒸蒸日上的盛唐气象。从诗人一面看，由于全社会呵护和供奉诗歌，朝廷以诗取仕(唐的中国，恐怕是全世界惟一以诗取仕的国家)，诗人居于社会明星地位，李白仅凭诗名，居然能壮游天下，待招翰林。李白的诗充分表达了那个时代，反映了大唐帝国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而杜甫则完全不同，安史之乱沉重打击了李唐王朝，诗歌的声部从此让位于杜甫那沉郁顿挫的悲怆之声。前人认为，李白的诗才得自天授，率意天成，不事雕琢;杜甫的诗学养丰赡，法度严谨，扎实硬朗，更多锤炼功夫，乃人力之极致;青年时把玩李诗，到老年转而把玩杜诗，这些说法都颇有见地。李白和杜甫，乃是同一诗心在不同时代发出的不同声响。诗歌的声音变了，因为时代的现实变了，对诗人研磨的力度变了。如果说李白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使气任性的诗篇，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后世读者个性张扬的白日梦，那么，杜甫的诗则沉潜到时代生活的最深处，深深地触及了生活坚硬的河床，容纳了他那个时代最为深广的生活内容。杜甫的诗艺，题材广阔，纵横挥洒，炉火纯青，达到了化境。有论者认为，古典诗到杜甫这里就到头了，本人深以为然。杜甫在诗歌艺术上的集大成性，从两方面说：一是从题材，杜甫诗歌的题材是最宽泛的，在杜甫那里什么都可以入诗，除了那些抒情诗的传统题材，举凡老吏捉人、新婚夫妇别离、向前线开拔的军队、朝廷里的政治事件、公孙大娘舞剑、曹琨画马、个人的生活事件等等，都得以撷取入诗，并在杜甫的诗里化为绝唱。诗歌的题材对杜甫而言从来不是一个问题。他用诗写传记、写游记，写自传，写奏议，写书札，大凡别人用散文来写的，他都可以用诗的形式来写。在他之前，七言律诗多为歌功颂德和赠答酬别之作，杜甫却用来抒写现实。他的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和“即事名篇”的写作手法，直接开启了以白居易为首的新乐府运动。其次是各种诗体，在杜甫这里全面成熟，几乎每一种诗体，杜甫都写出了好诗。诗歌作为一门技艺，在杜甫这里不再成为困难。杜甫是以自己的实力登上唐代众诗人之上的一座高峰。三是从作品的量看，杜甫既有众多脍炙人口的抒情短章，也有许多长篇巨制。打开杜诗全集，各类诗体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大部分诗人穷其一生，都只是在诗歌的某一个倾向上挖掘，不惜将这一倾向推向极端，只要在某一个向度上挖掘得足够深，开掘得足够远，就已经是一个很大、很大、也很重要的诗人了，很少有人像杜甫这样在全方位的向度上挖掘，几乎在每一个向度上都挖出了富矿，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